理解关税乱局

发自纽黑文——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针对盟友和对手胡乱推出的美国进口关税令人费解。正如我在前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现在追求的是多重——且往往相互矛盾的——目标。鉴于推动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的结构性趋势，制造业回流的前景似乎十分渺茫。相反更具说服力的目标是财政上的。现任政府声称关税可以带来收入，因此外国实际上是在补贴那些针对美国居民的减税行动。

许多美国人可能觉得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毕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有什么错呢？

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美国政府的想法忽视了报复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是必然性。一旦贸易伙伴以牙还牙（这通常会当即发生），单方面增加关税的收益就会减少。

诚然，特朗普政府相信，尽管可能遭遇反制，但美国的经济影响力足以保持其优势。然而近期政策决定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美国的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联合起来反对它。与哥伦比亚这类小型经济体谈判是一回事，但同时面对中国、欧盟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合作伙伴的报复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这些动态凸显了各类多边贸易协定——首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来是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旨在解决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凯尔·巴格韦尔（Kyle Bagwell）和罗伯特·W·斯泰格（Robert W. Staiger）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关贸总协定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GATT）中所指出的，贸易协定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型经济体存在征收单边关税以改善自身贸易条件的冲动，但如果所有国家都照此办理，结果就是一场让各方境况都变得更糟的无底线竞争。

因此互惠和最惠国原则（贸易伙伴之间的非歧视）被制度化以防止出现这种情境。它们支撑着一个有效运作了几十年——直到在201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体系。尽管对多边主义的抵制存在多种来源，但中美竞争的加剧和地缘政治因素的重新抬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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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贸易体系的存在前提是假设各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自身经济福祉的最大化。然而近年的美国贸易政策却日益受到另一种动机的驱动：阻挠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一目标甚至优先于确保美国公民的兴旺发达。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当前的关税战略就更加连贯了。它或许不利于美国经济，但这不是重点，目的是伤害他人。

这一转变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现行多边贸易体系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中是否已经过时？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它并未过时。除非美国（或任何其他主要经济体）完全无视自身福祉，否则就仍有很大动力去进行国际谈判与合作。谈判的具体结果——如关税水平——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全球经济协调的基本理由却不会改变。

即使各国不仅出于绝对经济福祉行事，还出于对自身相对地位的考虑（这种心态往往会导致制定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政策），那还是有理由进行谈判的。各国都有追求“帕累托改进”（一种既能提升自身福祉又不一定打压竞争对手地位的结果）的兴趣，而这正是多边协议所能促进的。只有当各国不计自身代价去实现伤害竞争对手的“惨胜”时，合作才会失去意义。

虽然合作的逻辑依然存在，但支撑全球贸易的制度框架必须做出调整。同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我们正在目睹自由贸易秩序的“解体”，而这是一种允许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下重新谈判的必要重启。倘若如此，当前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痛苦但短暂的过渡，它将走向一个修订后的多边框架，也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

这种解释为谨慎乐观留下了空间。如果能有效地管理这一过渡，它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政治上可行的全球贸易体系。但其中也存在重大风险。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一旦失控就将造成长期损害。如果贸易政策纯粹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合作空间可能会完全消失。历史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只能希望今天的领导人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

佩内洛佩·库贾努·戈德伯格，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主编，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