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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否破解新冠病毒起源之谜?

发自日内瓦——据估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一共造成了710万人丧生,导致2019-2021年间全球预期寿命缩短了1.6岁。它扰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损害了民众生计,还破坏了社会凝聚力,但却没有哪方为此承担责任。那么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会改变这种状况吗?

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简写为SARS-CoV-2,也是导致相关肺炎的病毒)出现五年后,我们仍然不知道病原体最初来自何处。它是在中国武汉的菜市场上自然出现的,还是从附近正在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武汉病毒研究所逃逸出来的?

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中国政府放任原本可能只是地方性的疫情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在武汉报告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权对关于该疾病的报道进行了数周封锁并隐瞒了人传人的证据。与此同时进出武汉的交通仍然畅通无阻。

然而,与新疆的穆斯林古拉格集中营或南海的海军基地建设不同,中国当局无法长期藏匿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而一旦秘密曝光世界其他国家也无法置之不理。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之多,速度之快,以至于许多医院很快不堪重负,许多受害者只能在帐篷里接受治疗

中国政府随即从隐瞒转为危害控制。国家媒体将武汉的危机重塑为一个成功复苏的故事,同时对低得不合理的死亡率数字大加吹捧。与此同时习近平阻挠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的起源展开独立的法庭调查,声称这等同于“溯源恐怖主义”。他所允许的唯一一次“调查”是2021年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一项联合研究,但该研究其实是由中国控制和执掌的。

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强调中国与新冠疫情之间的联系,而他的继任者乔-拜登则实际上放了中国一马。拜登在就职还不到一周时就制定了一份总统备忘录,敦促联邦机构避免提及病毒的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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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目标是遏制不断增长的、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欺凌、骚扰和仇恨犯罪。而美国党派政治的毒害性则意味着抵制(特朗普及其同伙们经常煽动的)种族主义也意味着禁止讨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平台、主流媒体和一些隐瞒了自身利益冲突的美国知名科学家也协助了那些压制新冠肺炎讨论的行为。

在是否调查中国新冠肺炎责任问题上的党派分歧一直持续至今。就在上个月,民主党人对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问题特设下属委员会撰写的一份长达520页报告提出了质疑。因此尽管包括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机构对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理论表示认同,但华盛顿方面仍未达成共识

无法查清新冠肺炎的源头不仅会让中国逃脱责任,还会削弱世界预防下一次全球疫情的能力。但我们有理由希望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将重新开始寻找答案。除了特朗普本人愿意将矛头指向中国之外,他的一些内阁人选——特别是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的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和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也对关于新冠肺炎的常规说法提出了挑战(尽管有时是以某种危险的方式)。

一场有效的调查也需要美国提高自身透明度。作为美国政府下属的医学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早在2014年就开始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该研究院知道这项工作存在风险;而在中国实施这项研究的原因正是因为美国对“增强型功能”(gain-of-function)研究有着更为严格的管控——这类研究是指通过改变生物因子的基因结构使其具备“新的或增强的活性”,比如提高病原体的传播性或毒性。即使在美国国务院发出多份电报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安全标准执行不严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仍继续资助该实验室的研究,直到疫情爆发后方才停止(当时它还从自身网站上删除了对增强型功能研究的描述)。

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至少从2017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一直在代表中国军方开展机密研究。而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则承认美国投入民用研究的一些资金可能被转用于该研究机构的中国秘密军事项目。

法庭调查的一条黄金法则就是“跟着钱走”,因此特朗普政府应首先披露美国资助中国冠状病毒研究的全部情况。但调查人员还必须“追踪数据”,意味着美国必须披露其在武汉资助之研究的结果,因为该研究是中美合作科研项目的一部分。

追究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责任只是第一步。为了保护人类的未来,特朗普政府还必须解决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实验室仍在进行危险的增强型功能研究。病原体的基因强化是有史以来科学对人类生存造成的最大威胁,其破坏力甚至超过了核武器。而通过收紧对此类活动的管控,或者理想状况是禁止可能引发大流行病的实验室研究,特朗普将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份重要的正面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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