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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4, global geopolitics and national politics have undergone considerable upheaval, and the world economy has both significant weaknesses, including Europe and China, and notable bright spots, especially the US. In the coming year, the range of possible outcomes will broaden further.
offers his predictions for the new year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 range of possible outcomes is widening.
发自纽约——和其他人一样,自周二晚上以来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里面充斥着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的信息(正如我的一些朋友、同事和熟人所知,我一直坚信特朗普会轻松赢得大选),而无法详细回复每条信息的我将会在下文中给出自己的解释。
至少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2300年来哲学家们一直都知道那些煽动者和野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是如何赢得民主选举的。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明了,正如我们刚刚见证的那样。
在民主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竞选公职,包括那些完全不适合领导或主持政府机构的人。这种不适合特质的其中一个明显迹象就是撒谎成性,特别是把自己描述为保护民众免遭内外敌人侵害的捍卫者。柏拉图认为普通人很容易被情绪所控制,因此极易被这种信息左右——这种观点构成了民主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正如我在之前出版的书中所论证的那样)。
哲学家们也一直知道这种政治操作不一定能取得成功。正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言,当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且日益明显时,民主制度就变得脆弱不堪。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差距让煽动者更易利用人们的怨恨情绪,最终导致民主制度走向柏拉图所描述的结局。卢梭因此得出结论:民主需要普遍的平等,只有这样人们的情绪才不会如此轻易地遭到利用。
我在书中尝试详细描述了那些(物质上或社会上)感到被怠慢的人为何和如何会采纳一些他们会在更平等状况下拒绝的病态认知——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厌女症、种族民族主义和宗教偏执。
而美国如今恰恰缺乏一个健康、稳定民主制度所需的各项物质条件。在我看来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以巨大财富不平等为特征的国家,而这种现象必定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并催生不满情绪。2300年来的民主政治哲学表明民主在这种状况下是无法持续的,因此没人应该对2024年大选的结果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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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人可能会问美国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家之间存在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会采纳这种极具分裂和暴力性的政治形式。以2008年大选为例,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本可以诉诸种族主义偏见或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阴谋论,但他拒绝采取这个做法,还在一位支持者暗示民主党候选人是在国外出生的“阿拉伯人”时对其予以纠正。麦凯恩虽然输了,但却作为一位无比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而被人们铭记。
当然,美国政治家经常会以更隐晦的方式来借助种族主义和恐同心理赢得选举——这毕竟是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但被政治理论家塔利·门德尔伯格(Tali Mendelberg)称之为平等行为准则的默契约定不允许公开宣扬种族主义。相反人们只能通过隐晦的信息、暗语和刻板印象(比如谈论“城里的懒鬼和罪犯”)来达到目的。
但在极度不平等的条件下这种隐晦的政治手段最终会不敌那些赤裸裸的做法,而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抛弃旧的默契,将移民斥为害虫,将政治对手称为“内部敌人”。正如哲学家们一向都知道这种区分“我们与他们”的直截了当政治手段是可以非常有效的。
因此民主政治哲学对特朗普现象的分析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它还清楚预测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看法,以这种方式竞选的人将以专制君主的方式实施统治。
从特朗普在本次竞选期间和第一任期内的所有言行来看,我们可以期待柏拉图的观点再次得到证实。共和党对政府各部门的掌控将使美国成为一党制国家。未来可能偶尔会出现其他人争夺权力的机会,但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竞争,都不太可能称得上是自由、公平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