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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than two months into his second presidency, Donald Trump has imposed sweeping tariffs on America’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with much more to come. This strategy not only lacks any credib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t is putting the US on a path toward irrevocable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decline.
Today's profound global uncertainty is not some accident of history or consequence of values-free technologies. Rather, it reflects the will of rival great powers that continue to ignore the sem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underwa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explains how Malaysia and other middle powers are navigating increasingly uncertain geopolitical terrain.
伯克利—如今，美国党派极化堪称历史之最，但至少在一个政策目标上，存在广泛的共识，不仅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是如此，企业和劳工领袖之间、州和市之间、普通公民之间都是如此。这个政策目标就是基础设施。
美国基础设施短缺的情况已经维持了多年。历史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用于非防务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总量大约为GDP的2.5%。但在过去35年中，联邦投资占GDP之比下降了一大半。
长期以来，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弥补缺口，它们对基础设施的贡献已提高到支出总量的四分之三。结果，截至今年二季度，总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下降到了GDP的1.4%左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基础设施早已破败不已，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2017年四年报给出了D+的评分。将近20%的美国高速公路处于失修状态。维护推迟的代价和后果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和州，情况都惨不忍睹：瘫痪的纽约市地铁、被铅污染的密歇根州弗林特（Flint）饮用水系统、近乎溃堤的加利福尼亚州奥罗维尔（Oroville）大坝，等等。
报告估计，让美国基础设施恢复“修缮良好状态”需要在2016—2025年间投入4.6万亿美元。这比目前已经承诺的投资多2.1万亿美元。因此，为基础设施投资拓展新资金源至关重要。
华盛顿正在讨论一个创新战略，它与公司税改革挂钩，而公司税改革则是特朗普总统个国会共和党的工作重点。在当前税制下，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在汇回美国之前不必纳税。随着海外利润的增长和外国公司税率的下降，这项税收递延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结果是美国公司坐拥大约2.6万亿海外利润，而没有把这笔钱汇回美国、缴纳税收。美国本可以用这些税款用于为（比如）国内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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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后，美国国会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意在提高来自海外利润存量的税收收入。两项最近的两党法案——众议长保罗·瑞恩（Paul Ryan）和其他人似乎对这两个法案持支持态度——将这些改革和联邦基础设施资金直接挂钩。
但特朗普似乎渴望让州和地方政府来主力承担这一负担。州和地方政府能够更加便利地评估各自社区的需要。特朗普表示，联邦资金将仅限于“最重要的”、“变革性的”全国项目，用作撬动公私合作（PPP）的杠杆。
长期以来，私人投资者一直渴望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和能源——换取这些项目未来收入的分成。当然，私人投资者一般对不能产生收入的项目不感兴趣——比如学校图书馆、城市“绿道”和经济适用房——尽管这些项目对于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
但在一些领域，PPP可以巨大的价值。尽管私人融资可能比有税收优势的公共融资更加昂贵，但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PPP能够在诸多方面得益于其政府合作伙伴：畅通无阻的创新；设计、建造和生命周期维护成本的降低；以及减轻风险等。
目前，PPP在美国基础设施开发方面只起到了次要作用。特朗普似乎认为，问题在于可用私人资本不足，因此他提出的税收计划包括了慷慨的税收优惠以鼓励私人基础设施投资。
这是错误的方针。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限制私人基础设施投资的是公众反对私人拥有公共资产，以及（这才是主要原因）将私人资本与基础设施相匹配的障碍。37个州都有基础设施PPP的促进立法和监管框架，但州与州之间的差异巨大。此外，许多州和地方没有能力评估PPP的成本和收益——奥巴马总统提出通过建立新的联邦PPP信息中心解决这个问题。
说到底，重振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需要我们所谓的“进步联邦主义”：利用各级政府的优势，与私人部门合作解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联邦政府必须推进全国性目标；制定苛刻的遴选项目标准和严格的建设和维护表现指标；并推动州和地方政府取消官僚繁文缛节和代价高昂的内讧。从金融角度，联邦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资金给具有全国和地区重要性的项目，并利用其金融杠杆克服障碍、执行最佳实践。
州长和市长则必须带头制定州和地方重点，各自决定是否加入全国项目。私人投资者可以提供风险资本、创新和管理方面的专长，既可以充当公共融资项目的承包人，也可以作为能产生收入的项目的合作方。
为了支持这一过程，我们敦促国会建立一个“二十一世纪基础设施委员会”，由来自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可以由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为首）和市长联合会（Conference of Mayors，可以由洛杉矶市民主党市长埃里克·加尔赛第（Eric Garcetti）为首）的成员共同执掌。该委员会应该包括商界领袖和特朗普政府的内阁级别代表，如交通部长赵小兰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
如今，在美国人几乎对所有问题都无法形成一致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必须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现在的任务是将共识转化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