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ish TTIP Protest Pacific Press

全球资本主义有救吗?

伦敦—经济焦虑的政治学现在让英国和美国选民陷入了民粹主义者之手。言下之意,但愿经济能回到比较“正常”的GDP和生产率增长率,更多人的生活能有所好转,反建制情绪能消退,政治也能回归“正常”。然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民主就能继续征程了。

但这样的思维是对历史的反常时期的外推。这一时期已经结束,维持它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聚集。目前,技术创新和人口都是增长逆风而不是顺风,金融工程也无法独挽狂澜。

这段历史反常时期是美国内战后的一百年间,在此期间,能源、电气化、通讯和交通方面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人类生产率显著提高,寿命预期大幅增加。全球人口在1800—1900年间增加了50%以上,此后50年再翻一番,尔经济增长率也比此前几百年快得多。

到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开始减慢,美国总统里根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引进了债务周期给经济活动增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是世界净债权人,此后则成为净债务人,而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得益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金融杠杆推动了全球经济近30年的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工程时代戛然而止。但决策者不希望看到增长减速,央行更是竭尽全力试图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刺激经济活动。传统固定收益资产收益率日渐降低,投资者们蜂拥进入各种风险资产,推高了它们的价格;富人变得更富,中产阶级被进一步抛在身后。实体经济增长继续停滞,导致愤怒民粹主义崛起,其结果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

央行使出浑身解数重振经济增长,但人口和创新力量对他们不利。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让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仰仗社会安全网。中国也在变老。大部分今天(以及明天)的人口增长发生在非洲,而它所推动的全球生产率增长不如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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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前技术创新潮并没有载起所有的船。尽管优步和亚马逊以及——更加基本地——机器人带来了更多便利,但这是以工作阶级岗位被取代和/或工资降低为代价的。

这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著名理论,熊彼特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基。第一波突破性创新主要让少数企业家获益。接着是技术被运用到现有行业,形成一波取代(displacement)潮。三十年前,沃尔玛用电脑和物流横扫“夫妻店”;如今,轮到亚马逊颠覆沃尔玛。

第三波则是创新的快速扩散,令总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这一波的时间要漫长得多。或者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的观察讲,“电脑时代无处不在,就是不见于生产率统计数字。”

西北大学的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今天的创新的经济影响无法与管道系统或电力相提并论。也许吧,也有可能我们仍处于熊彼特创新(让少数人致富)和毁灭(引起脆弱部门的焦虑)周期的早期阶段。最终,平均生产率和真实收入可能随着技术突破带来新型增长而受益。

问题在于,机器人等技术创新形成能载起所有船的浪潮可能需要十年或更久。而熊彼特和戈登谁对谁错对于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愤怒选民的政客来说并不重要。今天,他们烦躁的选民们拒绝全球化;明天,他们可能变成卢德派(Luddites)。

现在的问题是焦点从非传统货币政策转向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能否挽回局面。人们广泛认为,货币政策在美国和欧洲已是强弩之末,财政刺激和扩张——比如减税和基础设施支出——应该接管局面。但这要求能够维持长期财政战略的稳定的政治制度。最近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欧洲的形势表明这样的战略难以实施。

在美国,特朗普的胜利,再加上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多数,为减税和增加防务支出扫清了障碍。马达看上去就要启动了。但财政扩张可能会遭遇来自货币政策的抵制,即美联储重新启动利率“正常化”。

不过希望仍在于美国增长加速和工资上扬能拨乱反正,平息民粹主义。讽刺的是,责任仍在于美联储要“做对的事”——即对利率正常化慎之又慎,同时让劳动力所得占GDP之比上升,即使这要求一定程度的通胀超调。

用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话说,我们市场的信徒不应该温柔地走近民粹主义的黑夜。我们应该拿出一切手段,与全球资本主义之光的熄灭作斗争。今天的增长减速和政治反动不是什么“新常态”。相反,它可以追溯到一个“旧常态”,上一次我们经历这一旧常态是在20世纪30年代。不管全球经济的正确前进方向为何,我们知道它绝不是回归旧常态时代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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