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黑文——作为今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者之一，我深刻意识到外界对这一奖项的批评，在有些人眼中经济学不像化学，物理，医学等诺贝尔奖学科那样是一门科学。那他们的看法是否是正确的？
经济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更多的聚焦在政策研究上，而不是去发现基本原理。除了用来指导政策之外，没有人真正关心经济数据：对我们来说，经济现象并没有像原子内部共振或活细胞囊泡及其他细胞器功能那般具有内在魅力。我们以经济学的所产生的结果来对其进行评价。因此经济学更像工程学而非物理学，更实用而非形而上。
但是诺贝尔工程奖是不存在的，虽然应该有。今年的化学奖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个工程奖，因为它颁给了三位研究者马丁·卡普拉斯，迈克尔·莱维特和亚利耶·瓦谢尔——“在发展复杂化学系统的多尺度模型方面的贡献”——这一理论基础使驱动核磁共振硬件工作的计算机程序成为现实。但在评定经济学奖时，诺贝尔基金会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更具实践应用性的材料。
问题是，一旦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那更多非科学领域的东西就进场了。政治因素被卷入其中，政治姿态又会吸引极大的公众关注。而诺贝尔奖获奖者应当一心探求那些很可能会被他人忽视的真理，而不是为了吸引关注而耍手段的人。
为什么叫它“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s）”奖而不是“经济学（economics）”奖？而其他奖项是不会被称为“化学科学”奖或者“物理科学”奖的。
那些努力使用“科学”命名的学科往往是有许多群众情绪卷入其中，并且有居心不良者在其中利用公众舆论的领域，因此只好用“科学”两字来把自己与其声名狼藉的旁系学说区分开来。
政治科学这个词最初在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用以将自身与那些为赢得选票和影响力而非追求真理的派系文章区分开来。天文科学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常用词，以区别于占星术和星座的古代神话研究。催眠科学也在十九世纪被用于区分巫术或宗教超验主义的催眠术科学研究。
这些学科名词需要回归本原，因为它们那些居心不良的近似者在总体论述中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以致科学家们不得不去声明自己才是科学家。
事实上，即使是化学科学这个术语也在十九世纪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一个在其领域寻求区别于炼金术和江湖秘方推广的时代。但当诺贝尔奖于1901年推出的时候，已不再需要使用这个术语来区分骗子法术与真正的科学。
同样，天文科学与催眠科学这些术语几乎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消失，因为对神秘学的信仰已经在理性社会中衰落了。是的，占星依然在报纸上流行，但它们仅作为严肃科学挑战的标靶或是娱乐；认为星座决定我们的命运的观念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智力市场。因此也不再需要“天文科学”这个术语。
对“经济科学”的批评有时是指经济学“伪科学”的发展，批评它采用科学的派头，像密集的数学，但只为了吸引眼球。例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他2004年出版的书《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中提到经济科学：“你可以用方程式来掩盖自己的把戏，没有人能够揭穿你，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进行对照实验。
但是，物理学也同样受过这样的批评。李·斯莫林（Lee Smolin）在他2004年的著作《物理学的困惑：弦理论的兴起，一门科学的没落以及展望》中责备物理学界被美丽和优雅的理论（尤其是弦理论）而不是那些可以通过实验测试的理论所诱惑。同样，在彼得·沃尔特（Peter Woit）2007年的著作《甚至没有错：弦理论的失败以及对物理统一规律的探索》，指责物理学家具有与数学经济学家同等的罪恶。
依我看来，在那些永远不可能弄清其正确性的模型之中，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比物理学更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学对近似值指标的需求要比物理学更强烈，前者的模型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磁共振或者是基本粒子。人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并做出截然不同的行为。他们甚至有神经和身份认知问题，还存在着与行为经济学领域如何理解某些经济结果相关的复杂现象
但正如塔勒布所言，经济学中的所有数学都不是江湖骗术。经济学也拥有重要的量化一面，这是无法抹杀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数学分析手段与使其模型符合经济中不可抹去的人类因素所需的调整结合起来。
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行为经济学的先进之处并不与数学经济学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虽然前者或许与某些当前流行的数学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此外，在经济学暴露其自身的方法论问题时，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根本挑战跟其他领域研究者面对的也并并无本质性的不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它将扩充其方法库和证据源，这门科学将变得更加完善，而那些浑水摸鱼者将被昭示于天下。
发自纽黑文——作为今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者之一，我深刻意识到外界对这一奖项的批评，在有些人眼中经济学不像化学，物理，医学等诺贝尔奖学科那样是一门科学。那他们的看法是否是正确的？
经济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更多的聚焦在政策研究上，而不是去发现基本原理。除了用来指导政策之外，没有人真正关心经济数据：对我们来说，经济现象并没有像原子内部共振或活细胞囊泡及其他细胞器功能那般具有内在魅力。我们以经济学的所产生的结果来对其进行评价。因此经济学更像工程学而非物理学，更实用而非形而上。
但是诺贝尔工程奖是不存在的，虽然应该有。今年的化学奖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个工程奖，因为它颁给了三位研究者马丁·卡普拉斯，迈克尔·莱维特和亚利耶·瓦谢尔——“在发展复杂化学系统的多尺度模型方面的贡献”——这一理论基础使驱动核磁共振硬件工作的计算机程序成为现实。但在评定经济学奖时，诺贝尔基金会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更具实践应用性的材料。
问题是，一旦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那更多非科学领域的东西就进场了。政治因素被卷入其中，政治姿态又会吸引极大的公众关注。而诺贝尔奖获奖者应当一心探求那些很可能会被他人忽视的真理，而不是为了吸引关注而耍手段的人。
为什么叫它“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s）”奖而不是“经济学（economics）”奖？而其他奖项是不会被称为“化学科学”奖或者“物理科学”奖的。
那些努力使用“科学”命名的学科往往是有许多群众情绪卷入其中，并且有居心不良者在其中利用公众舆论的领域，因此只好用“科学”两字来把自己与其声名狼藉的旁系学说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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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这个词最初在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用以将自身与那些为赢得选票和影响力而非追求真理的派系文章区分开来。天文科学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常用词，以区别于占星术和星座的古代神话研究。催眠科学也在十九世纪被用于区分巫术或宗教超验主义的催眠术科学研究。
这些学科名词需要回归本原，因为它们那些居心不良的近似者在总体论述中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以致科学家们不得不去声明自己才是科学家。
事实上，即使是化学科学这个术语也在十九世纪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一个在其领域寻求区别于炼金术和江湖秘方推广的时代。但当诺贝尔奖于1901年推出的时候，已不再需要使用这个术语来区分骗子法术与真正的科学。
同样，天文科学与催眠科学这些术语几乎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消失，因为对神秘学的信仰已经在理性社会中衰落了。是的，占星依然在报纸上流行，但它们仅作为严肃科学挑战的标靶或是娱乐；认为星座决定我们的命运的观念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智力市场。因此也不再需要“天文科学”这个术语。
对“经济科学”的批评有时是指经济学“伪科学”的发展，批评它采用科学的派头，像密集的数学，但只为了吸引眼球。例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他2004年出版的书《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中提到经济科学：“你可以用方程式来掩盖自己的把戏，没有人能够揭穿你，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进行对照实验。
但是，物理学也同样受过这样的批评。李·斯莫林（Lee Smolin）在他2004年的著作《物理学的困惑：弦理论的兴起，一门科学的没落以及展望》中责备物理学界被美丽和优雅的理论（尤其是弦理论）而不是那些可以通过实验测试的理论所诱惑。同样，在彼得·沃尔特（Peter Woit）2007年的著作《甚至没有错：弦理论的失败以及对物理统一规律的探索》，指责物理学家具有与数学经济学家同等的罪恶。
依我看来，在那些永远不可能弄清其正确性的模型之中，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比物理学更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学对近似值指标的需求要比物理学更强烈，前者的模型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磁共振或者是基本粒子。人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并做出截然不同的行为。他们甚至有神经和身份认知问题，还存在着与行为经济学领域如何理解某些经济结果相关的复杂现象
但正如塔勒布所言，经济学中的所有数学都不是江湖骗术。经济学也拥有重要的量化一面，这是无法抹杀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数学分析手段与使其模型符合经济中不可抹去的人类因素所需的调整结合起来。
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行为经济学的先进之处并不与数学经济学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虽然前者或许与某些当前流行的数学经济模型背道而驰。此外，在经济学暴露其自身的方法论问题时，研究者们所面临的根本挑战跟其他领域研究者面对的也并并无本质性的不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它将扩充其方法库和证据源，这门科学将变得更加完善，而那些浑水摸鱼者将被昭示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