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正在动摇美国的财政基础

发自芝加哥——美国人有一个几乎会将所有争议都转化为法律诉讼的坏名声，但决定联邦政府如何为其运作——也就是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筹措资金的美国财政契约的基本条款却至今未受到任何法律挑战。然而最高法院最近审理的两起案件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虽然这两次挑战都以失败告终，但仅仅是以微弱劣势落败，而推动这两起案件的势力也不会在短期内善罢甘休。

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派律师和法官就经常抨击联邦政府所谓过于广泛的权力。在前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削减了国会监管私人行为的权力。在自2005年起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执掌的最高法院对行政机构的监管范围持敌视态度，做出的判决阻碍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也称 Obamacare）等政策的实施。

然而美国宪制性法律的这种反监管转向从未威胁到政府的基本运作能力。不过这种情况在今年发生了变化，那些试图加速反监管议程的保守派律师们针对财政方面发起了大规模行动。

第一个案件针对的是税收制度。在摩尔诉美国案中，一对姓摩尔的夫妇对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对外国企业美国股东的累积未分配收益征收一次性税款的条款提出了质疑。原告辩称这一“强制回流税”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该修正案授权联邦政府在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或考虑人口统计的情况下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税——并敦促法院将这一权力限制在“已兑现”收入上。

但美国税法中存在大量将实体收入视为其所有者收入——即使钱并未落在他们手中——的条款。合伙企业、S公司（S-corporation）、债券、期货合约以及美国人拥有的外国公司都是照此征税的。因此如果最高法院判决摩尔夫妇胜诉的话就引发大量对税法的法律挑战，可能会给联邦预算造成巨大缺口。

即使政府在摩尔诉美国案所引发的每一项新挑战中都能获胜，企业税负的不确定性也会扰乱金融市场，使人们在11月总统大选前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经济管理能力产生怀疑。从长远来看这个“兑现”规则会削弱政府防范企业和个人逃税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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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摩尔斯夫妇的裁决，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其意见中承认将所得税的缴纳限制在已兑现方面将招致“财政灾难”，而坏消息则是法院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两名最高法院法官显然愿意接受财政动荡的前景。而刚刚披露收受了亿万富翁哈伦·克罗（Harlan Crow）一大堆“礼物”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甚至似乎乐于看到一场危机。

在第二起案件中，美国社区金融服务协会（Community Financial Servic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一个银行业贸易组织）将矛头指向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也是保守派眼中过度监管的其中一个根源）。根据诉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资金结构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拨款条款”，该条款规定联邦支出必须“先有法律规定的拨款后”才能实施。

对诉讼当事人来说，问题在于国会决定不对一些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定期（通常是年度）拨款，而是允许它们从其他来源（如收费或利息支付）获得运作资金。就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而言，资金来自联邦储备系统的收益。

与摩尔案一样，原告要求法院制定一项特异且新奇的规则来防止此类“违宪”活动。一旦他们胜诉，不仅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就连许多金融监管机构都可能发现自己没了预算。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挑战联邦政府其他拨款机制的新诉讼。

其中一个风险尤为突出：美联储的机制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类似，也不依赖定期拨款运作。虽然原告装模做样地表示他们的论点不适用于美联储，但这种区别对待是站不住脚的。在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不断激增之时，针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裁决也将使前者的资金来源结构面临挑战。

这至少会让美联储蒙上一层法律不确定性的阴影，甚至可能面临宪法层面上的冻结，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令人震惊的是，最高法院的两位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显然觉得这一前景没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诉讼当事人会试图动摇美国的财政基础，而他们的案件凭什么偏偏受到最高法院的关注？答案很简单：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超级多数状况已表明该机构愿意削弱一些长期存在的政府权力以推进反监管大业，也给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意识形态主义者壮了胆。

机会主义者试图利用宪法来谋取私利：摩尔斯夫妇希望获得一笔意外之财，而挑战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企业则希望免受经济处罚。对他们来说系统不稳定只是个副作用。意识形态主义者则试图利用最高法院的超级多数来推动他们在宗教、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政府规模等问题上的议程。

长期以来，美国保守派一直对联邦政府抱有深刻而腐蚀性的怀疑态度。正如反税收倡导者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的那句名言所说，其目标是将政府规模缩小到可以将其“摁在浴缸里淹死”的程度。在特朗普治下这演变成了一场针对联邦“深层国家”的虚无主义和阴谋论战争。最狂热的支持者认为如果这种讨伐能导致危机那就最好不过了： 刚好可以借此彻底重塑美国社会。

他们或许会最终如愿以偿。多亏了他们那些在最高法院的盟友，对美国财政体系的攻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