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退休体系运作良好

发自米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安逸的退休体系是上个世纪的伟大社会经济创新之一，但它也正迅速成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尤其是在欧洲。那些正在享受第二春的退休人员或许不愿听到这一点，但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将公共养老金作为人们参加工作的福利待遇的时代已是一去不返了。

过度慷慨的养老金福利破坏了公共财政的稳定，损害了代际之间社会契约，并助长了对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纵观整个欧洲，因为养老金缺口而导致的潜在债务负担相当于GDP的90~360％。在意大利，一些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比其当年工作付出所应得的养老金还高出2~3倍。而在整个欧盟，63岁以上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几乎与在职人员的收入中位数相当。

此外，在提前退休政策下欧盟约有3000万65岁以下的养老金领取者，也就是说大约25％的欧洲退休人员根本不算老。更糟糕的是，官方退休年龄一直未能调整以适应人们更长的寿命。当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70年推出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养老金制度时，合资格领取年龄为70岁，而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而今欧洲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5岁，平均年龄至少80岁。

解决这个问题的标准方法是提高退休年龄或是削减养老金福利。但推行这两项措施都得付出代价。老年劳动者留在劳动力队伍里的时间越长，他们遭遇技术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从雇主的角度看老年职员根本没有技能去跟新毕业生或年轻同僚竞争。而希腊在欧元危机期间的则经验表明削减福利会迫使退休人员减少消费，从而加大经济衰退压力。

最后，这类纯技术官僚手段会将老年选民推入民粹主义者怀抱。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选举中讨好了退休人员后，意大利的民粹主义联盟如今又正试图废除前首相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在2011年推行的技术官僚式养老金改革方案。一旦他们得逞，他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就将遭到破坏，只会让养老金领取者在未来领取到更少的福利。

强制性主动退休政策可以避免标准手段的一些缺陷。虽然大多数老年人不适合当今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但他们依然拥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技能，智慧及经验。对此政府应该开始将他们视为劳动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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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身心健全的退休人员努力“赚取”养老金，老年人的消费模式不会萎缩，政府将有更多的财政空间来支持那些最为弱势的群体。而更好的一点在于整个社会都将受益于老年公民更积极的日常参与。

老年人的贡献可以有多种形式。作为第一步，政府应该对养老金领取者进行调研以确定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希望履行的社区工作的类型。重点应当放在填补教育，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这类需要雇用公共部门员工来完成的角色上。而以养老金形式支付的费用至少部分会被节省下来的公共部门工资成本所抵消。又或者养老金领取者可以作为劳动力市场储备人员以响应政府的需求。

毋庸置疑，积极退休的条款仅适用于身心健康者，而且参与工作的承诺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相应缩减。与此同时，政府可能会对那些拒绝做出贡献的人施以经济处罚——特别是那些远未具备“老年人”资格的人。

养老金领取者会本能地抵制任何此类改革，认为他们有权获取全额福利，而且已经在家中提供了类似照顾孩子等无偿服务。2012年，英国福利局前负责人比克哈德勋爵（Lord Bichard）提议退休人员可以为民间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而养老金领取者权利运动者则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回应。

但社区工作对养老金领取者也有好处。多个研究表明退休闲赋会令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急剧下降，而积极退休的政策也会鼓励老年人去追求新的挑战。

最终，有条件的工作式退休福利在自我挫败的技术官僚手段与不可持续的民粹主义手段之间实现了一种公平妥协。因为要求政府在就业不安全感上升的形势下削减养老金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不断承诺更多的福利则形同于在经济上自杀。

开明的政治家也应当满足年长选民的公平感诉求。年轻一代被要求为这个体制做贡献，但该体制带来的回报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因为如果想要年轻劳动者继续忠于现行体制，将得让他们看到长辈们所展现出来的互惠行动。

闲赋式退休是一项已经被当前的经济和人口构成趋势证明为不可持续的大型社会经济实验。如今也是时候将其放逐并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