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质工程手中拯救太平洋岛民

苏瓦—地质工程能够拯救我们于气候危机，其倡导者如是说。他们宣称，用技术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消除，或将一些太阳辐射偏转使之不再照射地球就能消除人类无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危害。这听起来固然是方便的方案，但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能够管用——也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在太平洋岛国看来，这个问题根本不值议论。

地质工程支持者有一点是正确的：我们正面临着气候紧急情况，需要采取彻底的紧急措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在2018年10月便尖锐地挑明了这一点，并在上个月的气候变化和土地的报告重申了这一点。

一些主要经济体——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和英国——以及地区和城市已经官方承认危机的规模。问题在于这是否能转化为采取必要行动的承诺。

去年的波兰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显然没有。相反，领导人咬定虚弱的承诺不松口，而这事实上等于放任企业老方一贴——这一结果的背后是化石燃料行业拥有巨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在大部分例子中，它们和鼓吹地质工程方案的国家是同一拨。

太平洋岛民对气候危机“贡献”最小，却站在危机前沿，这一顽固的自私且短视的方针令人失望、沮丧和愤慨。14个主权太平洋岛国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约0.02%。但是，其中许多国家或者由低地岛屿组成，或者全部是地势低垂的岛礁，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首先便是海平面的升高。

但太平洋岛民还没有笨到落入地质工程的诱惑。事实上，此前他们一直被当成是测试强大而危险的技术的“小白鼠”，包括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核武器，并且现在仍在承受后果。比如，美国在马绍尔群岛（仅仅在80年代）便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混凝土石棺封存这些测试的致命放射性残骸。随着石棺的破损，辐射泄漏的风险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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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洋来说，地质工程并非新鲜话题。该地区政府早已被研究者和鼓吹者盯上。在2013年斐济苏瓦的一次研讨会上——在南太平洋大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以及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的组织下——与会者一致同意，该话题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加全面的意识和透明的辩论。

但是，正如与会者所指出，气候工程技术必须在证明足够安全之后，才能实施——并且只能是最后方案。即便是实地测试，也必须在可执行的监管和治理结构下展开。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国家一致同意，地质工程技术不应视为彻底的全球减灾措施（包括大量减排）的替代方案。

但是，六年后，争论变得截然不同了。更多的地质工程研究项目、试验方案以及商业应用被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减灾措施大大落后了——特别是有的政府将注意力了地质工程，以此作为无动于衷的借口。事实上，气候变化的责任正在被拖延给子孙后代，特别是在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小的国家。

面对这一失衡，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的地质工程立场仍然完全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在2010年所发出的暂停呼吁一致——该呼吁得到了196个国家的认可，要求所有地质工程都必须等到“全球性的、透明的、有效的控制和监管机制”出台后才能进行。

IPCC已经澄清，解决气候危机的唯一办法是“转型之路”，大幅减少排放，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包括采取事实上的土地使用革命。转型之路不但在IPCC报告中已经提及，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中也有勾勒。

这意味着用可再生能源资源代替化石燃料。这也意味着尽可能利用地球捕捉和存储碳的天然能力，保护并扩大天然碳汇，如森林、红树林和海藻。PICC土地报告具体地指出，扩大本地和土著社会在森林管理中的角色等措施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实现粮食体系转型以确保农业活动可持续和粮食浪费最小化也是如此。

大部分必要的应对措施都会给可持续发展和其他全球目标带来积极效果。首先，更健康的地球意味着更健康的人民：室外污染所造成的呼吸道疾病导致全世界每年有三百万人过早死亡。

此外，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有助于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远远多于化石燃料行业所提供的数量。并且这甚至没有包括我们有效减轻气候变化所能避免的巨量成本——比如与日益极端的和频繁的天气事件相关的事件。

但是，我们拖延得越久，危机就越紧迫——采取鲁莽行动的可能性也越高。目前，气候变化影响的迅速升级正在日益成为高风险的室外地质工程实验的论证依据，这些实验可能产生灾难性的、不可预测的环境后果，而世界可能不可遏制地滑向部署这些技术，根本不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和监管结构。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拿出行动——事实上，我们多年前就知道了。如果所有国家都能负担各自的责任，我们就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但要拯救人类——从拯救最脆弱的太平洋岛民开始——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