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真正挑战

米兰—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掀起了一场关于增长、就业和收入不平等性的快速演变的讨论。这并不奇怪：对那些期待相对较快的危机后复苏的人来说，事情越是没有变化，他们就越需要变化。

在金融系统几乎崩溃后不久，随着资产负债表伤害——以及去杠杆化对内需造成的冲击——的逐渐显现，认为会出现常规周期性复苏的一致观点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即使在去杠杆化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的今天，对增长和就业的积极效应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在美国，GDP增长率仍大大低于迄今所认为的潜在增长率，欧洲更是处于负增长中。

就业仍然萎靡不振，并在拖累GDP增长，这一趋势至少在三次衰退前就已经出现，并在此后的每一次复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极为有限。在2008年以前，这一问题被内需“解决”解决了——不可贸易部门（政府、医疗、建筑和零售业）雇用了大量工人。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利趋势在危机前便已出现，并在危机后继续发展。在美国，平均（人均）收入和中位收入之间的差距已增长至20,000美元以上。GDP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大部分都集中到了收入分布的高端。在危机前，高资产价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缓解了消费的下行压力，正如2008年以来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所带来了资产价格大涨（考虑到经济表现萎靡，这一现象或许无法持久）。

财富的日渐集中加上教育质量的高度不平等正在降低代际经济流动性，而这反过来又威胁到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尽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但历史上不平等性和政治两极分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这就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严重取决于其包容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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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节约技术和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模式转变是不平等性的重要因素。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正在消失，而可贸易部门的低增加值就业岗位正在日益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这一强大的双重因素干扰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场的长期均衡，太多教育和太多技能被投资于过时的增长模式。

所有这些造成了不幸、惊慌和迷茫。但发达国家的停滞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避免它需要克服诸多艰难的挑战。

首先，预期正在或已经脱离了现实。去杠杆化、结构性再平衡和通过投资弥补有形和无形资产缺口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承担主要转型压力的群体——失业者和年轻人——需要支持，成本应该由我们当中比较幸运的人来承担。否则，重建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缺乏可信度，影响做出艰难但重要决定的能力。

其次，实现充分潜在增长需要扭转普遍存在的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的现象。从消费拉动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增长十分关键，并且应该从公共部门开始。

使用发达国家剩余财政实力的最佳方式是以可信的多年稳定计划为基础重塑公共投资。这一方式远远优于依赖杠杆、低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提高来刺激内需、使其增加到自然复苏水平之上。需求的增加也不一定是平等的。我们需要增加正确的需求。

第三，在美国这样的灵活性较高的经济体，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迁——转向外需——正在发生。出口快速增长（速度超过进口），因为能源成本降低、新技术有利于再国产化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美元贬值、国内工资平稳，而主要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收入增加、通胀高企）。最终，这些结构性变化将抵消较低（也更加可持续）的相对于收入的消费水平的影响，除非内需的增加干扰了这一过程。

第四，结构僵化的经济体需要采取步骤摆脱这一局面。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适应结构性变化，这样才能支持增长，而在改变有缺陷的增长模式方面，灵活性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影响着复苏的速度。

最后，建立关于新增长模式和成功实施该模式所需要的负担共担机制需要领导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稳定的无增长均衡中花了大量时间，然后向更加积极的均衡转变。这方面没有自动机制可循。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例子中，都存在有效的领导这一催化因素。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预期再平衡和缩小实际和潜在增长的过程需要多年时间，但到底多长取决于政策选择和结构性调整的速度。比如，在南欧，这一过程会比较长，因为这些国家的复苏要素缺失较多。但在几乎所有国家，认识这些挑战（更不用说应对这些挑战）都要花上很长时间。

当然，决定长期（几十年）潜在增长率起伏的仍是技术和人口因素；而不管美国和其他发国家是否进入了长期漫长的长期衰落时期，都不能影响到这些因素。

但对许多经济体来说，当务之急是另一个问题：能实现潜在增长的有恢复力的包容性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