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需要与西方达成一项新协议

发自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伊朗因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意外身亡而举行的仓促选举或许重新激发了该国的改革运动。那些因为感到幻灭而在2021年6月的总统选举和5月议会选举中放弃投票的选民纷纷支持进步派候选人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这位69岁的心脏外科医生承诺要改善民生和纾解社会紧张状况。他的这些许诺，再加上不拘小节的着装和言谈风格，使其以10%的优势击败了极端保守派候选人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

然而来自改革派的支持并不一定意味着佩泽什基安就属于改革派阵营。他本人拒绝被贴上这个标签，也拒绝被视为温和派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2013-2021年任期的延续。在某些方面佩泽什基安与鲁哈尼较为相似，两人都认为与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并结束制裁是伊朗的紧迫战略事项，但他在其他重要事项上的政策可能与鲁哈尼有所不同。

比如佩泽什基安强调经济公正的重要性，因此相较于更愿意相信市场的鲁哈尼来说他更接近于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佩泽什基安曾参与构建伊朗创新农村医疗服务体系，而且仍然相信应由政府来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该国的这类服务目前正越来越多地由私营部门供应且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

鲁哈尼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向往西方的世俗中产阶级，而佩泽什基安则吸引那些通常不会寻求暴力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虔诚家庭。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会被允许参选，也意味着未来四年将与所谓的“鲁哈尼第三任期”截然不同。

新总统继承了一系列在美国过去十年严厉制裁和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下积累的经济问题。该国的投资水平已经降至相当于GDP11%的历史低点；曾经引以为傲的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网络逐渐老化，导致停电频率增加；因干旱导致的农民向城市迁移则加剧了水资源和其他服务的压力。

莱希“革命”政府（这个标签是由那些试图重拾伊斯兰革命最初价值观的强硬派赋予的）低迷的经济表现或许让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人物相信值得冒险去让一位改革派领导人与西方谈判达成一项新协议。为了实现解除制裁的目标，佩泽什基安招募了多位鲁哈尼的前顾问，比如曾与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欧盟谈判2015年核协议的得力外交官贾瓦德·扎里夫（Javad Zarif）。尽管扎里夫表示不会在新总统内阁中任职，但他依然热情为佩泽什基安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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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不那么关乎意识形态，而是要切实认识到伊朗的主要经济问题大多源自制裁。正如我在《制裁如何起作用》（How Sanctions Work）一书中所指出的，伊朗经济一度实现了强劲增长，但在美国及其盟友于2011年加紧制裁以迫使该国削减其核野心并进行谈判之后就熄了火。

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及其进入全球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也因此引发了大量其他问题。比如年通胀率这个在几十年间一直徘徊在20%-40%之间的指标就在2012年和2018年两次出现飙升——后面那次是在特朗普政府终止核协议之后。由于伊朗货币贬值推高了本地物价并使政府预算出现巨大缺口，中央银行只能以印钞作为应对。

尽管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胀，但政策制定者几乎别无选择，因为通常的融资来源（如海外借贷）已经不再可用或有效。佩泽什基安也将面临同样的限制。发行国内债券需要政府支付每年超过30%的利率，而这只会引发更大的赤字。同样，在一个惯于收取石油租金收入的经济体中提高税收既在经济上难以实现，在政治上也相当棘手，而通过削减社会支出和信贷来抗击通胀则会导致更高的贫困和失业率。

另一种可能性是提高能源价格。近年极低的汽油和天然气价格推动了伊朗国内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能源消费。尽管收入陷入停滞，但汽油需求在过去十年间持续上升。伊朗目前以约每升0.75美元的价格进口汽油再以每升0.03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但尽管将价格提高到全球水平可以弥补预算缺口，这也会引发通胀，因此这种政治上不明智的做法不太可能在新政府刚刚上台时实施。

唯一剩下的选项是通过出口更多的石油来增加收入，而这就需要与美国达成协议。减少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不仅可以减少印钞的需求，也可以缓解明年特朗普可能重掌白宫并加强对伊朗“最大施压”行动所引发的潜在外汇冲击。

放宽伊朗进入全球金融系统的限制也同样重要。过去十年的货币贬值使伊朗的工资水平相对其他外币下降了2/3。然而伊朗工人无法从这种新的竞争力来源中受益，因为银行制裁阻碍了伊朗对大多数外国市场的出口。

无论今年11月谁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对伊朗的新任温和派总统来说选项都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加沙残酷战争的无尽持续以及真主党和以色列在黎巴嫩边境交火，地区局势变得极为动荡。鉴于破坏性的区域战争并不符合伊朗利益，佩泽什基安的当选可被视为伊朗领导层有意减少紧张局势的信号。这意味着美国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要么重拾被特朗普废弃的核协议，要么商定一项新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