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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裁的实施需要全球性治理

发自伦敦——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西方国家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筹集到乌克兰自卫所需的资金。欧盟在今年2月艰难地达成了500亿欧元(约合540亿美元)的援助协议,而美国的600亿美元资助方案目前仍处于僵局。同时利用俄罗斯自身资产资助乌克兰战争行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俄罗斯发动入侵后没多久,包括欧盟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就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央行储备以惩罚该国并限制其用于资助侵略的资源。这是个激进之举:上一次对某大国实施全面金融制裁并获得广泛(尽管不是普遍)的国际认可还是在1930年代,当时针对的是意大利和日本(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的制裁远没有2022年实施的那么广泛)。

美国现在想要采取更为大胆的举措,没收俄罗斯的资产并将其转交乌克兰。他们的理据直截了当: 应该让俄罗斯为其非法且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对乌克兰进行赔偿。而俄罗斯央行储备也可以——至少部分——满足乌克兰提出的合理战争损害赔偿要求。

但即使美国在欧盟和七国集团的支持下设法为没收俄罗斯储备提出了合理的法律依据,也很难说这就是正确之举。事实上没收俄资产就意味着事态的严重升级,不仅会危及西方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会在国际法中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金融制裁是影响一国对外货币主权以及管理其货币、储备和支付系统能力的武器。与其他任何强大武器一样,它们的使用应符合国际法律原则和明确的治理条例。为此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应该与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创建一个多边框架以管理金融制裁的使用。

这样一个框架必须承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它既是载体货币,又是储备资产。美元的主导地位(其依然拥有无出其右的国际流动性和接受度)意味着各国愿意限制自身货币主权去使用它。如今大约80%的国际贸易交易和60%的国际支付都是以美元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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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没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在短期内改变。正如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1971年所说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随着美国及其盟国通过金融制裁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康纳利的这句话在今天可能更加真切,而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战争。

一些国家和地区集团——如金砖五国(目前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目前正在推动建立不那么依赖美元的替代支付系统。中国主导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系统(DCEP)旨在替代西方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平台。

虽然不断涌现的替代货币和支付系统不会——至少不会很快——取代现有架构,但它们可能导致规则、标准甚至机构的碎片化,进而引发更多的国际紧张局势和不稳定。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实际上需要的是共享的机构和规则。

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在2025年重返白宫的前景使得建立全球金融制裁治理体系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无论2025年由谁掌权,依赖美元进行储蓄和借贷、开具发票和结算贸易交易的国家都必须能够确信自身资产不会被扣押或冻结,同时它们进行国际支付的能力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一时兴起而被削弱。

一个管理金融制裁的多边框架将允许在极端情况下使用金融制裁,例如当一个国家违反国际法无端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之时。正如俄罗斯的情况一样,这样做既能惩罚非法行为,又能遏制作恶者继续从事这类行为的能力,同时还能威慑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

但这样的框架还将在实施制裁之前设立一些必须满足的条件(首先是确实发生了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样就不会以某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实施制裁。它将包含确保对违规行为追究责任的机制。惟其如此,全球金融体系才能继续以一种有利于所有依赖它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掌权者——的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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