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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自由主义者如何爱上大政府

坎布里奇——2013年,科技投资人兼百万富翁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以反政府斗士的身份而闻名。当时,他曾发表过一篇有关硅谷“最终退出”美国的演讲——也就是他所谓的“国家微软”。也许,最令人难忘的是,斯里尼瓦桑将美国的“文本地带”——华盛顿的法律法规、波士顿的高等教育、洛杉矶的娱乐和纽约的广告出版——描述为当今的铁锈地带。

他认为,硅谷通过超越监管、蔑视学术声誉、引入流媒体服务和重塑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正夺走此前曾作为战后美国中心的这4个城市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里尼瓦桑加倍推销其技术自由主义。他发表了蔑视政府的冗长讲话,坚定打击自己的敌人,并常常热情洋溢地渲染通过所有权、同意与合约做出所有决策的“网络国家”或某种新的政体。

而后,2017年初,斯里尼瓦桑删除了其推特历史。他去了哪里?事实证明,联邦政府登门拜访,寻求他的专业知识。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邀请斯里尼瓦桑的朋友兼自由主义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协助组阁,而斯里尼瓦桑当时正考虑领导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有机会掌握老式政治权力,多年来尖锐的反政府言论就立刻消失不见。

这绝不是某个孤立事件。事实上,这样的虚伪已成为新常态。近年来,技术自由主义者正争先恐后像雷莫拉一样与美国政府建立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仅仅是一种虚伪,亦或反映了某种更深层次的原理?

答案越来越清晰:引领潮流的硅谷技术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仅仅因为国家并未造富其个人。当面临政府成为主要客户的前景时,曾经对国家的原则性反对就会烟消云散。

人们可以从蒂尔身上目睹这种转变。2009年,他曾宣布“自由意志者的伟大任务就是找到某种途径逃离一切政治形式。”但截至2016年,蒂尔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全面参与党派政治。其间的几年,他与别人共同创办的帕兰提尔(Palantir)数据分析公司受益于巨额政府合同,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般的存在。该公司现在近半数收入来源于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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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安德森则是另一个例子,此人是领先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被称为a16z)的创始人,斯里尼瓦桑也曾短暂担任该公司合伙人。2023年10月,安德森撰写“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这篇颂扬自由市场和创业技术专家勇于开拓力量的长篇大论备受争议。“政府”在这篇5000字的文章中一次都没有出现,仅有两次提到“国家”并将其定位为敌人。

但国家却是安德森的金主。国家出资为其协助开发首款互联网浏览器的大学划拨了土地。而且,正如彭博社报道的那样,如今a16z的面孔在华盛顿越来越熟悉,相比其他风险基金,它耗费多得多的金额用于推动游说其“美国活力”计划,包括支持追逐政府国防、能源和物流合同的公司。

蒂尔的一篇公共论文可以解释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蒂尔所写的这种文章现在数量越来越少、频率也越来越低。2020年,他曾为詹姆斯·戴尔·戴维斯和威廉·里斯·莫格1999年的著作主权个人:有控制地过渡到信息时代撰写过一篇新序言,该序言设想了逃离国家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网络货币和放弃传统公民身份。蒂尔指出中国崛起和人工智能进步等两位作者并未考虑到的事态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的硅谷,人们可以不承认政府资助产生最重大突破的现实,转而编织神话,追捧白手起家的天才。但新千年中国的迅速崛起表明,科技霸权的另一个要素是多么不可或缺:那就是愿意提供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国家支持。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像蒂尔一样,据说曾反对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监管——鉴于他最近恰恰为得到此类信息使用权而访问中国,可以认为他的立场已经改变。

尽管特斯拉股票估值一直在下滑,但马斯克却仍有投资组合中更稳健的元素SpaceX可以依赖, SpaceX现在是美国主要卫星发射商,而且,其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Starlink)目前正支撑着乌克兰战争。但上述企业更多反映传统军工复合体,而非像主权个人中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天才认知精英与国家间关系的彻底反思。

谈论硅谷退出美国永远是免费搭车的另一种形式,且现在正开始达到完全不加掩饰的终极形式。或许技术自由主义者需要更准确、但却不那么迷人的标签。毕竟,他们并没有在大陆遥不可及的边缘或者世界海洋中、更遑论在遥远的星球上成功打造一个超越政治的神秘世界。他们也未必会加速陷入到技术封建主义。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技术承包商,将下一张发票提交给文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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