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该领导全球经济

普林斯顿，说道全球经济领袖，二十世纪是美国人，正如十九世纪是英国人，十六世纪是西班牙人。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下一个。果真如此吗？他们真的想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吗？

全球经济领袖的最重要先决条件是规模。一个经济，其规模越大，其系统重要性就越高，其政治代表在国际决策中的分量也越重。美国式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约为16.7万亿美元。欧元区以12.6万亿美元产出屈居次席，中国排名第三，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换句话说，这三个经济体都大到了足以成为全球经济领袖的程度。

但一个经济的未来前景对领导力前景也很重要——而前路充满了严峻挑战。没人认为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欧元区可以比美国增长得更快。2020年，中国的产出预计将超过美国，但几十年的僵化人口控制政策会破坏其长期增长，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仍是三强中最有活力的。

全球经济领袖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是在商业、货币和金融方面的系统重要性。中国是贸易大国，但货币和金融能力欠发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元区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都满足系统重要性要求。

关于领导力还有一个不那么有形的方面。成为真正的全球领袖意味着决定和联结市场赖以运行的全球经济结构——美国承担这一角色已接近70年。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起草了后二战时代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以美元为中心的基本框架经历了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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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和货币治理方面的领导力存在于其环环相扣的优势中。美国提供了关键的国际会比，它是最关键的全球需求者，决定着金融监管的趋势，还拥有事实上扮演着世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中央银行。

除了提供全球公共品，供应全球核心货币也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好处。由于美国可以用本币借款和支付进口品，因此不会面临收支平衡硬约束。这使它能够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持续维持巨额经常项目赤字。

这笔赤字引起了对于这一体系可行性的持久疑虑，长期以来，一直有观察者（主要是美国之外的观察者）预测这一体系马上会崩溃。但这一体系活了下来，因为它建立在能起作用的权衡之上——美国用其货币扮演全球需求主引擎的角色。事实上，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吸收大部分全球出口的能力——它们也需要继续花钱请美国扮演这一角色。

基于此，最近出口大国纷纷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纠正”其外部盈余，以承担全球公民的责任。这导致中国和日本盈余的剧烈减少，但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仍在增加，IMF预计今年将达到GDP的2.3%（略低于中国的盈余水平）。

由盈余国领导的世界经济似乎更加合乎逻辑，因为债权人往往才是主宰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代，美国占据着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一半强。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外汇，而只有美国能够提供。

中国或欧洲的领导力看上去更像是一战前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在此期间，尚未相对衰落的英国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资本），由霸权国家提供长期资金。但这一情景需要有深化的、功能良好的金融系统作为资金媒介——这是中国和欧元区都无法提供的。

尽管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仍是全球金融无可争议的领袖。事实上，美国金融市场拥有无与伦比的深度、流动性和安全性，这让它称为吸引全球资本的磁石，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牵引力”正是美国金融主宰力的核心，也是美元全球作用的基础，因为寻找安全、流动的资产的投资者纷纷把钱投向美国国债。

共同货币和共同资本市场能够支持金融机构、深化市场的思想是推动欧元区形成的原理之一。但是，由于缺少类似美国国债的单一债务工具，金融危机导致了欧元区成员国公债收益率的分化。银行贷款纷纷退回国境线以内，欧洲资本市场的思想也随之泡汤。

类似地，在中国，货币缺乏可兑换性——此外金融监督框架也相当无力，这反映出法治精神实施不力有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破坏了其经济的领导力前景。

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应该问一问，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承担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复杂大舞台中心所伴随的风险。控制金融体系是全球领导力的圣杯；但是，对于对此尚未准备充分的经济体来说，这杯美酒可能会成为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