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虫剂的真正代价不可承受

内罗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业农业正在辜负地球和地球人民。特别是，有害化学杀虫剂日益威胁着环境和公共健康。

杀虫剂和化肥一起助力工业农业体系——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它们的使用量都在稳步增加。海因里希·玻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最新《昆虫地图》（Insect Atlas）表明，全球每年杀虫剂用量已从世纪之交的约三百万吨增加到今天的四百多万吨。2018年全球杀虫剂销售总额为565欧元，到2023年可能增加到820亿欧元。

一些国家监管部门日益关注食品中的杀虫剂残留所造成的健康风险，但所有政府都低估了这些产品对于目标之外的有机体的影响。杀虫剂可以在环境中存在数十年之久，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过度和错误使用杀虫剂导致土壤和水资源污染，降低生活多样性，杀死有益昆虫，也让我们的粮食变得不再安全。

昆虫数量的下降因为一份2017年的研究而在欧洲称为热门议题。研究发现，在德国的一些地方，75%以上的飞虫在过去三十年中销声匿迹。随后不久，悉尼大学的研究者估算，全球41%的昆虫数量正在下降，三分之一有灭绝风险。

这些研究让我们得以窥见令人担忧的环境趋势。长期昆虫数量科学数据较少，农业工业化不断加快的地区更是基本阙如，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恰恰最容易受到危险的杀虫剂的影响。

在过去二十年中，在群众示威和运动的影响下，欧盟禁止了多种有害活跃杀虫成分。但是，欧洲总体杀虫剂使用趋势并不均衡：丹麦等国家用得少，波兰等国家用得多。但总体而言，更严格的监管和需求下降让欧洲市场对于全球主要杀虫剂生产商不再那么利润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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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最大的生产商——德国的巴斯夫和拜耳，中国所有的瑞士企业先正达，以及由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脱胎而来的科迪华（Corteva Agriscience）——共占据了全球杀虫剂市场的三分之二，并在寻找新的收入源。它们将目标对准了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农业部门承受着养活更多人口的压力，同时还要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这里，主要生产商因为一个事实而获益：欧洲政府所执行的相对严格的杀虫剂标准只适用于欧洲。这些标准并不限制欧盟制造并向其他国家出口有害杀虫剂。只要成分经一个经合组织国家批准，欧盟公司就可以生产和出口含有它们的杀虫剂——不管它们是否有科学证明有害于人体健康和环境。

比如，在肯尼亚，三分之一的注册活跃杀虫剂成分未经欧洲批准，因为它们会对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据赫特福德郡大学负责维护的杀虫剂属性数据库（欧盟处资的FPPTPRINT项目的一部分），77%的肯尼亚杀虫剂产品可归为致癌、诱发突变、干扰内分泌或有神经毒性，或对生殖系统具有明确影响。此外，肯尼亚可买到的杀虫剂中有32%对蜜蜂有毒害作用，超过一半对鱼类有毒害作用。

欧洲是肯尼亚杀虫剂的第二大进口地区，仅次于中国，近60%的在肯尼亚注册的欧洲产品由巴斯夫、拜耳和先正达生产。公众调查发现，巴斯夫、拜耳、科迪华、FMC和先正达生产的杀虫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包含具有强烈健康和环境毒性的化学成分。

不幸的是，杀虫剂监管在全球南方诸多国家很弱。由于这些产品的日益普及，本地农民常常会不假思索地使用而不去考虑更安全的方案。

即使杀虫剂可以安全使用，农民、经营者和贸易商也常常缺少遵循说明和标签的文化程度，特别是如果这些信息不是用本地熟用语印制的话。这些障碍，再加上个人防护设备成本高昂，可能让“安全使用”形同虚设。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实验室基础设施不足，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

环保和卫生组织向肯尼亚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杀虫剂管控，并停用已证明有害的活跃成分。业内给这些团体的努力贴上反科学的标签，说杀虫剂是战胜全球饥饿的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一说辞引人入胜，但是错的。无视对杀虫剂的基于证据的担忧的信口开河只能让主要生产商继续老方一贴，捞足盈利。

相反，我们需要严肃讨论替代方案，提高可持续农业体系中的粮食安全，将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欧盟监管和肯尼亚请愿书表明，有意义的变化需要政治领导层齐心协力。此事事关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