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巴扎

纽约—我拥有纽约市的一套公寓已近四十年，但我实际住在其中的日子还不到一半，因为我的旅行日程十分繁忙。我很享受这样；我的海外经验让我知道保持开放思维的重要性，也让我愿意不走寻常路——不但是为了保持生活情趣，也是为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理解，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会得到不同结论。

最有趣的教益往往来自平凡的角度——那些本地人习以为常而旅客常常忽略的日常生活角度。比如，在韩国的西式饭店，你会看到厕所贴着使用说明——坐在抽水马桶上，而不是像使用传统韩国厕所那样蹲着。

1989年，在爱沙尼亚之旅中（当时爱沙尼亚仍是苏联的一部分），我要的翻译——一位兼职牙医带我去她的牙科诊所。除了窥见设备——苍绿色的老旧器械之外，我还了解到她和她的同事们除了国家给的薪水，还有来自芬兰治牙旅客的直接支付收入（通常比正式薪水高得多）。他们解释说，存够了钱就准备购置新设备当个体户。

我的牙医导游还描述了她的“卫生宣传”工作——即去本地小学指导孩子们如何刷牙。但是，她指出，许多孩子根本买不起牙刷。我丝毫不知道，我兜里的这盒牙线——没几天好用——是这么值钱。

大约在差不多的时候，在莫斯科政府办公室，我获得了另一个很小但深刻的洞见。当电话响起时，没有人动身——对美国人来说，这样的反应让人感到紧张，因为在美国，电话铃声响起很可能意味着机会来临，你必须马上去接。当我就此提出疑问时，政府雇员解释说——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只有有问题了才会打电话来。”他们显然认为，解决问题不是他们的工作职责。

共产主义晚期确实是一段奇怪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作于布达佩斯一家饭店的匈牙利朋友向我描述了一次令他也感到惊奇不已的体验。他被要求将几瓶水拿到他此前不知道存在的房间，结果他看到了一群戴耳机的人正在听其他房间里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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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一些，在2008年，我用一个周末前往我的一位朋友兼旅伴塔特亚纳·坎泽瓦利（Tatyana Kanzevali）的故乡阿塞拜疆巴库（Baku）。坎泽瓦利是一位前国际象棋冠军，经常和同样也是在巴库长大的卡斯帕罗夫对弈。我有机会通过本地人的眼睛看待这座城市，聆听关于高中教师到食品短缺的一切，得到了无价的教益。

如果我没有深入了解，我一定会以为“aliyev”这个词是“街道”的意思，因为几乎每一个路牌上都有它。但其实他是统治者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的姓，他的儿子伊尔汗（Ilham）在2003年继承父亲的衣钵担任总统至今。

在我们的旅途中，我的朋友和我访问了一家孤儿院。去年她为这里捐赠了几十台电脑。其中一些被分配给了管理人员，但有也有几台可供孩子们在有监督的课程中使用。我清楚地记得孩子们带着兴奋的尖叫跑着穿过院子来玩我们带给他们的泡泡笔。

最后，两年前在古巴，在替“创业家”在Twitter上做了推广后，我获得了会见几名持异见者的机会。这次会面十分美好，尽管——也许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邻桌坐着两名特务，以报纸为掩盖鬼鬼祟祟地盯着我们。

但对知识的渴望并不只在外国有用。事实上，这是获得关于不同背景的人群的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洞见的关键，哪怕这两群人只隔着几个村庄、几英里远。

这就是我想在我的美国国内旅行中所持有的态度。我将为“通往威尔维尔”（Way to Wellville）竞赛做这场旅行。在竞赛中，五个社区将竞争改善他们的健康。在选出五个竞赛社区前，我和竞赛CEO瑞克·布拉什（Rick Brush）已经访问了10—15个候选社区中的一些。

其中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Lancaster），我们在一所小学与热心健康和公益的公民团体见了面。教师讲述了在饭店将未吃完的饭菜打包带回、以期向学生灌输随后享用剩菜比当时吃得过多更好的观念。（而我的硅谷视角告诉我，饭店还可以通过出售打包袋广告增加收入。）

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福尔斯（Niagara Falls），我们和一个更大的团体见了面，其中包括去年主持了纽约州第一场同性恋婚礼的保罗·迪斯特（Paul Dyster）市长和一名带着抗议标语参加这场婚礼的牧师。尽管他们存在着不同，但两人都来到现场，以友好和建设性的态度会面讨论社区的健康问题。

但是，牧师也表达了一些不满，如警察开车而不是步行在社区巡逻等。几小时后，在我们驾车实地考察期间，我们的车被两辆并排停在马路中央的警车堵住了，车上的警官们正在聊天。我怀疑他们在讨论他们——以及他们的社区——的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