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冲突的经济成本

纽黑文—在与中国开启了一段曾经不可想象的贸易战五年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在 4 月 20 日措辞可谓谨慎。在一次内容宽泛的演讲中，她倒转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条件，将国家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超过经济考虑。 这正式结束了强调经济和贸易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支柱的 40 年。 耶伦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是对抗性的：“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即使这迫使我们权衡它们和经济利益。”

耶伦的观点非常符合目前笼罩美国的强烈反华情绪。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认为，接触是美中关系的原罪，因为它让中国可以自由发挥美国专注于贸易的天真。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写照：美国开放了市场，但据称中国违背了变得更像美国的承诺。 根据这个令人费解但被广泛接受的论点，接触为安全风险和侵犯人权打开了大门。 美国官员现在决心关上那扇门。

还有更多。 拜登总统即将发布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美方否认中方有关这些措施旨在扼杀中国发展的说法。 这一制裁就像是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以及准备用来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的制裁一样，也用国家安全的幌子论证其正当性。

美国的理由不是基于确凿的证据，而是基于与中国的军民两用融合相关的恶意意图的推定。 然而，美国在其自身的安全融合问题也十分纠结——即美国对创新的投资不足与中国技术的真实和想象威胁之间的模糊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耶伦的讲话让两个超级大国达成一致。 在去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开场白也强调了国家安全。 由于两国都同样担心各自对对方构成的安全威胁，因此从接触到对抗的转变是相互的。

耶伦将这种转变描述为一种权衡是完全正确的。 但她只是暗示了冲突的经济后果。 量化这些后果并不简单。 但美国公众应该知道，当美国领导人重新思考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关系时，利害攸关的是什么。 一些引人入胜的新研究对解决这个问题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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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在 2023 年 4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进行了概述）首先尝试确定成本。 IMF经济学家通过“放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商品和资本跨境流动的减少，反映在“再岸化”（将离岸生产带回国内）的地缘战略战略和耶伦自己所说的“友岸化”（friend-shoring，将离岸生产从对手转移到志同道合的联盟成员）。

此类行动导致“双重集团”外国直接投资碎片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长期来看，美国集团和中国集团的形成可能会使全球产出减少多达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将占产出损失的很大一部分。

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最近强调了一个不同的渠道，其中，不断升级的美中冲突可能会对经济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她根据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研究，重点关注冲突驱动的 FDI 碎片化所隐含的供应链中断所导致的成本高企和通货膨胀。 欧洲央行的研究认为，地缘战略冲突可能在短期内将通胀推高 5%，在长期内推高 1% 左右。 随之而来的是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附带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基于模型的冲突成本计算表明将出现产出下降、通胀升高的滞胀组合——在当今脆弱的经济环境中，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考虑因素。 它们与经济理论相吻合。 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较优势的好处。 外国投资的流入和流出是为了寻求相似的收益，为在本国市场面临更高成本的跨国公司提供离岸效率，以及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国内产能扩张和就业机会创造。 无论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如何不同，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照此看，冲突会减少这些好处。

然而，美国有一个重要扭曲：国内储蓄的长期不足导致对华冲突的经济后果变得截然不同。 2022 年，美国净储蓄——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折旧调整后的储蓄——下降至仅占国民收入的 1.6%，远低于 1960 年至 2020 年 5.8% 的长期平均水平。缺乏储蓄又想投资和增长的美国充分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免费从国外进口盈余储蓄，维持巨额经常项目和多边贸易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

因此，储蓄不足的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其巨大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紧密相关。 除非美国国内储蓄出现极不可能的复苏，否则出于任何原因（比如对中国的安全担忧）而损害这些流动都不可能不出现有意义的经济和金融后果。 上面引用的研究表明，这些后果将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可能的美元贬值。

对于已经处于商业周期不稳定点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绝非理想的结果。 国家安全的权衡不应掉以轻心。 美国过度炒作安全威胁的倾向也不应该盲目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