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目标

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各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做出国家自主贡献以限制全球变暖，但它们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却一直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它们面临的各类紧迫国内经济和政治挑战往往会给长期气候目标蒙上阴影。

实施有效的气候政策需要转变思维。气候变化既是一个负面的外部效应，也是一个不平等问题，而这则会引出在国家内部和之间由谁来承担气候行动成本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复杂权衡以确保发展中国家不会承担富裕世界过往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负担，同时落实各项措施去保护子孙后代。

当然，《巴黎协定》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设定了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只是这些责任有大有小。但目前仍有一种把重点放在统一目标上的倾向。虽说全球都在推动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是《巴黎协定》中列出的一个值得称赞的长期目标），但许多发展中国家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大一段距离。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各国必须能够根据自身能力和历史责任去制定气候政策，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战略。最近的研究表明这需要在高收入国家实现净负值排放目标的同时允许低收入国家产生净正值排放。当然，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是一份免责书：发展中国家仍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种方法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精神，更好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需求。

此外，发达国家为支持气候行动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原因是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在此背景下，同一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技术创新还是自然解决方案进行碳截存和碳捕获，在政治上都是直接货币转移的可行替代方案。让每个国家都能监查自身碳吸收工作可以在让世界更接近净零排放的同时尊重不同的国情。

比如拉丁美洲的排放量在能源、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土地利用三者之间几乎均等，而美国和欧洲的排放量则主要与能源有关。因此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和畜牧业实践——而不是仅仅关注能源系统的去碳化——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排放量，因为管理良好的牧场和土壤可以增加碳截存。这种方法还可以重估土地价值并让农民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使私人激励与社会回报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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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案例说明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可以在向全球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再加上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导致该国政府更加关注各类眼前问题而不是气候政策。但考虑到阿根廷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国的地位，对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可以帮助阿根廷在承认其经济条件和发展需求的同时增强气候减缓和适应能力，并为实现国际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阿根廷从今年开始对碳中性牛肉的生产进行认证——这是一项可以在实施得当的情况下减少排放的计划。该国也已经开始采用再生性畜牧业等可持续做法，通过恢复土壤的天然肥力来增加碳截存、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此外阿根廷还是免耕耕作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19-2020年间该国90%以上的农田都采用了这种同样有助于储存碳的耕作方式。

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对于阿根廷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有效气候政策同样至关重要。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包括统一碳税在内的传统做法未能考虑到细微的社会经济差异。根据收入水平或消费模式征收累进税——比如对飞行常旅客加税——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需要创新的政策解决方案以反映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

将气候变化视为不平等问题并不是要求在全球目标上做出妥协，而是反过来强调了区别性目标的重要性。许多发展中国家距离完全一个去碳化的能源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采取步骤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应鼓励这些国家去实施一些利用创新和替代战略减少排放的气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