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社会契约？

发自华盛顿特区——二战后西方式民主的成功构建于多项国家社会契约之上：公民纳税，而国家则为经济稳步增长创造条件，同时提供稳定的工作，社会安全网以及弥合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虽然各国之间的再分配程度和稳定工作供应数量各不相同，但绝大多数公民也都同意了这一安排。

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进而腐蚀了战后社会契约。全球贸易和金融流的增长促进了繁荣，但也丢下了一群失意者。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最顶层者的财富聚集程度似乎也令人难以容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削弱了公众对稳定经济发展的信心。

民主政府如今在试图恢复本国社会契约方面面临着两大主要挑战：它们必须让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适应新的全球就业形势以确保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安全网，还必须采取具体步骤获取国内对国际合作的支持，从而提供多种全球公共产品——比如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

这可绝非易事。经济上的乱局以及与移民和难民有关的忧虑情绪已经将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推上了几个国家的权力宝座。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规则和多边机构的蔑视行为就加剧了其他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困难程度。

尽管失业率普遍下降，但新技术和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竞争已经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催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虽然数字经济前途无量，但同时也具备破坏性并不断改变着工作的本质——降低了职位的稳固性且逼迫着人们持续学习。其他新兴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更新自身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以体现这类数字化转变。尤其是社会福利必须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并且由真正归劳动者“所有”，而不仅仅是与特定工作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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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些人主张通过国家向每个成年公民支付全民基本收入来更新社会契约。但这些倡导者们通常无法明确说明他们心目中的全民基本收入应该达到何种规模以及究竟会去取代原有的什么东西，况且向所有公民——甚至是那些富人——发钱的计划根本就是无法承受的。举个例子，假如要在美国发放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那么动用的资金规模将相当于整个联邦预算。

一个更好的选项则是慷慨的负所得税，或“保障性基本收入”。与全民基本收入不同，保障性基本收入带来的负担更少，还能给予低于某一收入水平者注入参加工作的动力，同时具备再分配效应。

此外员工还可以拥有个人数字账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积分用于再培训和继续教育。这类计划在法国已经实施开来，还可以扩展到包括失业保险，个人休假甚至退休福利方面。例如法国智库Terra Nova就设想了一个综合性积分系统，允许公民选择适合其个人情况的一揽子社会福利。

像这样的一个系统需要建立多项保护措施来保护个人隐私并防止个人信息被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个人选择权是这种系统的一项关键吸引力，但也需要配备一些防止轻率行为的保护措施。一旦有了这些防护措施，一个具有完全便携优势的积分系统将可以适应新的全球工作形势——并可能成为重新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石。

各个社会的第二个优先事项则是将那些可以促进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并防止“以邻为壑”政策——这些政策通过伤害他人来产生短期国内收益，且经常引发报复——的新社会契约要素纳入其中。虽然大多数政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国内，但全球化已经到达了一个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一些成果的阶段。

有些全球公共产品可能属于“短板”类型：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不守规矩行为可能会让那些牵涉所有人福祉的全球努力付诸东流。比如防治流行病，防止核扩散，以及避免低税率竞争行为。其他公共产品则是“累加”类型。例如有效的气候保护其实取决于所有国家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作出努力的总和。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项巨大的挑战，因为民众与一个非现有的全球权力机构之间当然可能不存在任何社会契约。但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充分供应则要求各国家政府要对自己在提供此类产品方面的国际合作程度和最终成功负上责任。

目前我们看到这种国内与全球之间的联系则发端于气候保护方面。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数百万公民把选票投给了将对抗全球变暖列为首要事项的绿党。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都对自己的国民承诺会在国际上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表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可以成为国家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我们不应低估基于这两个支柱去构建新社会契约的困难程度。纳税人可能不愿为在数字时代提供全面而灵活的社会政策支付金钱。鉴于新民族主义的大肆崛起，寄望公民能要求本国政府更多地开展国际合作或许也不太现实。

但是一项能响应工作和全球化新本质的新社会契约对于减少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愤怒情绪以及确保民主的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民对包含两大支柱的各项政治方案的支持使我们看到了很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