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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国家的切实工作重点

伦敦/蒙罗维亚/基加利—没有一个国家逃脱COVID-19。但一些国家——全球最“脆弱的国家”面临着特别艰巨的挑战。疫情爆发前,也门、苏丹、海地、塞拉利昂、缅甸、阿富汗、委内瑞拉和其他困难国家已经深陷贫困、冲突、腐败和治理不善。如今,这些因素让它们几乎无法应对COVID-19危机。

一国抵抗疫情所需要的,正是脆弱国家所缺乏的:具备制定和实现全面行动计划、有效的执法警力、分发资金和供给的社会保障计划,以及为被传染者提供健康服务的能力的政府。

国家能力的缺乏在公共卫生领域最为显著。欧洲每百万人拥有4000张重症监护病床,而非洲许多国家每百万人只有五张。马里全国只有三台呼吸机

有效的应对还需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但除了能力缺失之外,最脆弱国家的政府还缺少群众合法性。从冲突中恢复的国际啊,或深受腐败困扰的国家,许多人不愿意跟随政府,哪怕它已经证明具备领导能力。

强大的私人部门也是高效、有韧性的国家的必备条件。人民必须要能够工作养家,政府必须征收税收来帮助无力养家的人。但脆弱国家通常缺少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的正式经济。

在危机的早期阶段,人们寄希望于某些脆弱国家能够凭借年轻和隔离,免遭COVID-19的最恶劣的健康影响。但从我们作为新的国家脆弱性委员会(Council on State Fragility)联职主席的角度看,情况并非如此。最近几周,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也门都出现了与冠状病毒首先影响到的较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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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疫情的经济影响必然更多地落在脆弱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国内封锁,也是因为国外的状况。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大幅缩减,侨汇收入暴跌,大宗商品价格和石油收入崩盘,赤字暴涨。脆弱国家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因此现在“饥饿”乃至“饥荒”的论调日益增加。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贫穷国家的问题总是会变成世界的问题,不管是以大规模移民、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还是经济溢出的形式。到2030年,以界一半的穷人将生活在脆弱国家,因此,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升级。

因此,脆弱国家委员会的最重要工作是引导人们关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委员会由前世界领导人、部长、外交关、商界人士、学者以及发展组织首脑组成,结合了尖端研究和具体的政策知识影响全球和国家决策者,帮助脆弱国家渡过这场危机并解决更全面、更深层次的挑战。

去中心化、适应以及明智地运用数据是关键。比如,大量证据表明,地方性爆发的“智能遏制”常常要比全国性封锁更加合适。这些洞见对于脆弱国家是关键性的。但我们必须抢在西方疫情爆发阶段结束、紧迫感消失之前迅速行动起来。

我们提供了五项建议。首先,社会保护必须简单迅速。有时,这意味着全民符合而非精准定向。应该利用手机网络收集当前需求以及推广小额常规支付(但有时间限制)。

其次,应该鼓励更多的粮食自给。比如,塞拉利昂过去种植水稻,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依赖进口。总体而言,非洲占了全球60%的未利用适耕土地。本地生产主要作物的措施可以也必须迅速大量地扩大。

第三,一旦可获得疫苗,国际社会必须确保脆弱国家不会被富裕国家通过价格排除在市场之外。面对传染病病原体的威胁,要么所有国家都安全,要么所有国家都不安全。我们必须鼓励和加快多种疫苗的生产,以确保快速广泛的分发。

第四,脆弱国家的企业需要直接支持。最好的发展融资机构知道,穷国小公司常常被忽视,并且总是因为不合理的过于广泛的目标和规则而蒙受损失(因为投资于大国大项目更容易命中目标)。但正是这些小企业值得更大的投资。

最后,G20应该加大力度支持被迫在偿付外国债权人和拯救本国人民之间做出选择的重债脆弱国家。光是在今年,获得双边发展援助的国家便应该偿付大约4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债务。

为了预防财政冲击,我们呼吁G20全体成员承诺债务延期,不仅仅是延期到明年,而是延长整个债务期限。此外,所有脆弱国家都能保证紧急资金以支持抗击COVID-19和减轻其经济影响的措施也至关重要——包括正常情况下没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国家。

COVID-19将加深全世界所有脆弱国家已经存在的伤口。但随着全球行动的改变,我们可以减轻疫情最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我们从这场危机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要我们的动作比病毒更快,就能拯救生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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