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实行气候问责

都柏林—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里约热内卢，就一系列措施达成一致，以启动全球动员应对人为气候变化并满足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必须使命已经过去了 30 年。他们的里约宣言申明，“人类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他们有权享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

如今，在1992 年尚未出生的数千万人正在遭受最严重的气候危机。在这个已经被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所困扰的世界中，新冠暴露并加剧了过去三年的政策失败。政治领导人没有履行他们之前的承诺。

为了克服惰性，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最好倾听那些在气候危机前线表现出真正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其中包括塞拉利昂弗里敦市长伊冯·阿吉-索耶尔（Yvonne Aki-Sawyerr），以及肯尼亚的伊丽莎白·万吉鲁·瓦图提（Elizabeth Wanjiru Wathuti）和菲律宾的 米兹·乔奈尔·谭（Mitzi Jonelle Tan）等年轻活动家，我在上个月报业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的“绿色世代”（Generation Green）活动中与他们讨论了未来的挑战。

这些代际辩论对于推动进步和维护里约宣言的核心原则之一至关重要：“必须落实发展权，以平等地满足当代和后代的发展和环境需求。”

里约最强大的遗产之一是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UNFCCC 一直是国际社会通过年度缔约方会(COP) 峰会加强气候行动政治共识的关键多边机构。

去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会议上，加强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缩小气候适应融资缺口以及停止使用煤炭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鉴于排放量和温度上升带来的生存威胁，这些进步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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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2022 年必须成为问责之年，所有主要排放国都要提交所谓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承诺。该宣言维持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巴黎协定所商定的、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以上 1.5 摄氏度的生命线。在 COP26 上，所有国家都承诺最快在今年加强雄心，重新制定减排目标。具体而言，那些仍未设定符合巴黎商定的 2030 年目标的国家应在今年 11 月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COP27之前完成。所有国家都必须加快落实新承诺，但富裕的 G20 经济体能够这样做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对全球排放负有大部分责任。

气候金融仍然是难题的另一个关键部分。自富裕国家在哥本哈根的COP15 上承诺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缓解和适应措施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多了。这个目标从未兑现。为了全球信任和善意，富国今年必须兑现这一承诺。

COP27 将由一个非洲国家在红海之滨举办。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微乎其微，但非洲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大洲。为了正义和团结，我希望看到非洲以一种声音说话，以确保 COP27 推动该地区对适应、金融以及损害 (L&D) 的关注——承认各国正在遭受超出适应能力的气候影响。

COP26 在损害方面存在遗留问题，因为美国在欧盟的支持下，推迟建立新的金融机制以以助气候相关灾难后的社区重建。尽管如此，各国代表承诺就该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这意味着 COP27 是一个实现突破的重大机会。

一个有效的损害基金对于气候脆弱的国家越来越重要。在 COP26 上，苏格兰政府和比利时瓦隆大区迈出了第一步，分别认捐  270 万美元和 100 万美元用于缓解损害（慈善组织也会相应配资）。但这笔钱目前无处可去。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是南非、欧盟、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达成了支持南非实现远离煤炭的“公正转型”的协议。 现在需要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在其他地方仿效。

推动里约峰会及其成果的多边主义精神在今天仍然不可或缺，尽管地缘政治气候充满了紧张、相互猜疑和机构弱势。 正如我的元老会同事潘基文对“绿色一代”听众所说，“我们都要在应对气候危机中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带来变革的人。”

为了纪念里约峰会的遗产，为了满足那些已在承受气候危机后果的人们的需求，为了限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我们都必须努力走得更远，更快地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而2022年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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