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苗短缺问题的巴西先锋方案

发自纽约—世界贸易组织本应在本周召开会议，审议在过去一年中持续被搁置的一项提案：在新冠疫情期间暂时放弃某些药品的知识产权，从而允许穷国在整场疫情过程中实施多项与富国相同的检测、治疗和接种。但这时却响起了一记展现该议题紧迫性的残酷警钟——南非科学家发现了新冠病毒Omicron变异株（尽管尚未找到其确切来源），会议被推迟了。

各界几乎一致认为为全球所有人接种疫苗是结束疫情的唯一途径。疫苗接种率越高，病毒发生危险突变的几率就越少。在迅速成为全球感染率最高的变异株之前，新冠Delta变异株在印度被首度发现，而该国只有不到3%的人口接种过疫苗。当前非洲则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地区，只有7%的非洲人接种过全套疫苗。

贫穷国家缺乏足够疫苗的原因很简单：缺乏足够的剂量可供接种。捐赠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手里有几十亿剂多余疫苗。慈善机构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比如承诺要在2021年底前向贫困国家运送20亿剂疫苗的国际团体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目前也只输送了计划数量的25%。

而世界各国也未能开足马力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疫苗。这本来是所有具备疫苗生产能力的企业所应该做的，然而在向Moderna、强生和辉瑞/生物技术公司支付了疫苗开发费用后，美国和德国政府却不愿要求上述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制造商分享技术。

除非这些政府改变立场，否则这些企业将继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1995年该组织成立时制定）所赋予的垄断权力大肆牟利。据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Ngozi Okonjo-Iweala）所说，放弃上述权力的提案“被卡住了”。尽管反对该提案的富国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但仍存在足够的反对力量去阻挠决议的实施。

但就在世贸组织犹豫不决之时，巴西已经亲自动手为我们提供了最可能摆脱这场危机的手段。4月，巴西参议员保罗·帕因（Paulo Paim）提出一项允许该国绕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所设置障碍的法案。而这一立法措施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贸易法学者弗雷德里克·阿伯特（Frederick Abbott）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关于安全利益保障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七十三条已经赋予了每国政府采取任何必要行动以应对新冠疫情的权力，包括暂停行使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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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一选项已然存在，那么为何还有许多国家苦苦等待世贸组织授予他们正式许可？答案是自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每当发展中国家做一些它们根据该组织自身规则有权做的事情之时，那些富国都会对此加以惩罚。比如在艾滋病毒/艾滋病危机期间，当南非、巴西，印度和泰国试图推翻对高价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垄断时，美国和欧盟就对它们施加了各类打击——有时甚至告上了法庭。这段历史已经催生了一种寒蝉效应。

因此目前世贸的豁免提案就像要求那些身强力壮的孩子承诺不在课间欺负同学一样毫无效力。而巴西的应对措施则代表了另一个选项：受欺凌者可以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新的立法吸引了来自各政治派别的支持，在巴西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获得大比数通过。除此之外该法案还试图订立一个永久性条款以推翻应对卫生紧急情况时（从新冠疫情开始）所需的基础技术的知识产权垄断，类似于要求向替代药品制造商转让关键疫苗技术诀窍（生产说明书之类的东西）。

巴西总统贾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已经在9月将该法案签署发布，但在此之前他使用否决权删除或修改了一些关键条款，其中包括规定法律何时和如何生效，以及要求制药企业分享其技术诀窍、数据和生物材料的条款。一个月后巴西参议院提议对博尔索纳罗控以“反人类罪”以追究他在疫情中造成的非必要人命损失。但这些指控并不包括他对知识产权法案的篡改，而这一行为还可能导致更多不必要的人命损失。

随后该法律又回到了可以推翻博尔索纳罗否决权的参议院。但是错过了纠正立法最后期限的参议院却未能确定另一个期限。它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博尔索纳罗的删减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并顶住来自欧美制药行业协会的阻力——这些协会的领导人试图扼杀该法案，甚至威胁说如果巴西在这方面继续推进的话就将切断疫苗供应。

巴西的立法者们必须将目光放在核心点上。他们已经起草了一部可以移除阻碍解决新冠疫情的药品垄断的法律。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所教益的——无论是那些要求世贸组织豁免的人还是反对者。巴西遭遇的状况也会在其他国家重演。至于那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以及听命于它们的机构究竟愿意牺牲多少信誉来使制药公司能够再牟取一段时间的垄断利润，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目前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针对新冠病毒，另一条是针对各制药企业，它们的利润依赖于高价和限制产量。正如巴西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我们迟早会发现如果不在第二条战线上取得战果，也就无法在第一条战线上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