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s3_GregorFischerpictureallianceGettyImages_crispr Gregor Fischer/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生物革命的憧憬与风险

汉堡—去年11月,世界因三种基于基因的COVID-19疫苗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而欢呼雀跃:一种由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与辉瑞制药联合开发,一种由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开发,还有一种由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公司联合开发。但在10月,研究人员披露用于修复人类胚胎发育初期阶段的失明基因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的脱靶效果常常会导致整条或绝大部分染色体消失。

这两件事前后不过一个月,说明了生物工程的憧憬和风险。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的一份最新报告清楚地表明,生物科学和先进数据分析的最新突破有助于我们解决重大人类挑战,包括降低其后风险、强化粮食安全、抗击疫情等。但实现这场革命的巨大潜在收益要求我们仔细思索如何遏制其严重的潜在风险。

当今生物创新风潮颇为汹涌。60%左右的世界经济实体投入或者是生物投入,或者未来可用生物工艺生产。比如,尼龙已可以通过转基因酵母生产,而不需要石化产品。许多此类生产的“生物途径”有望减少能源和水的使用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可用的区区400项生物应用可以在2050年让年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9%。

CRISPR-Cas9是一种突出的、日益普及的技术,可用于操纵遗传物质,并得到快速低价的基因测序和数据分析进步(让科学家能够更好地理解生物过程)的配合。我们的生物知识的深化——包括遗传学、微生物群落学和神经信号等——让“编辑生命”变得越来越可能。

但修改生物具有内在风险。如今,CRISPR工具可以在网上买到,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城的生物学知识,都有可能创造和释放新的生物体,包括有害细菌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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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机体可以自我复制,自我维持和互相关联。此外,COVID-19的迅速全球扩散表明,它们不会尊重政治边界。比如,应用于传染病携带者(如传播疟疾的按蚊)的所谓的基因驱动(gene drives)可能拯救大量生命,但我们无法控制它们。正在巴西进行田野实验的下一代基因编辑蚊子原本应该死去,却在五年后仍在滋生。

另一个关注点是数据隐私。数字科技的迅速传播引起了关于科技公司使用个人数据的激烈争论,比如购物习惯和社交媒体行为等。但获得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生物数据代表着另一种层面的私密知识。

此外,生物革命可能导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性,突破性疗法、表现提升物质和生殖选择等应用仍然无比昂贵,只有富人才承担得起。MGI估算,未来10-20年,大约70%的病患减少将出现在高收入国家,尽管他们加起来只占全球疾病负担的30%左右。

因此,除非得到谨慎的管理,某些新生物应用的风险可能超过潜在收益。科学家追求创新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的关注很重要,创新者必须予以持续有效的监督。幸运的是,记录表明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比如,在1975年,著名科学家、律师和医药专家在加利福尼亚州召开阿西洛玛会议(Asilomar Conference),起草了自愿指南以确保DNA重组技术的安全性。最近,美国生物化学家珍妮佛·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法国微生物学家艾曼努尔·夏庞蒂埃(Emmanuelle Charpentier)因发明CRISPR而荣获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在回应该工具被用于双胞胎人胚胎的基因编辑时呼吁对这项技术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

监管生物创新以及开发和使用它们的企业的政府必须参与到持续的风险对话中。事实上,我们测算,高达生物革命的高达70%的潜在影响在于受现有机制监管的应用中。

目前的监管很不均匀。比如,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生殖医学学会基本上放任医院和家长决定在植入胚胎之前用怎样的基因检测与诊断技术辨别缺陷。但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协会(Human Fertilisation & Embryology Authority)进行严格的程序监管,只允许出于医学目的的用途,并在此基础上只适用于特定的缺陷。

在理想情况下,公民也必须参与争论,因为他们对如何应用科学的满意水平会影响监管者。比如,英国在1991年成立了独立的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提供决策建议,促进生物伦理学的公共讨论。

当今的许多生物创新十分复杂,我们需要充分了解他们才能知道它们对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唯有精诚合作,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才能释放生物学的积极力量,同时有效管理风险。

https://prosyn.org/Hf37bPr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