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米兰/斯坦福德—还在7月下旬的时候，民意调查就已经清楚表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将在总统大选中输给他的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Joe Biden），原因主要是其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不力。自那以后特朗普的命数一直未能扭转，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如今特朗普似乎不仅会在11月3日的总得票数上落败，也无法再像2016年那样在选举人票上翻盘了。
让我们从政党取向开始讨论。如表1所示，自2016年大选以来自认民主党者的数量增长了6％，自认共和党者则增加了不到3％。同时自认独立人士者下降了8％，而在这部分人中左倾或右倾者的比例变化很小。
[表1]
此外，如表2所示，自3月（甚至是7月）以来各界人士——尤其是温和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这三股摇摆州决定性投票势力——对特朗普新冠危机应对措施的观感都大大下降。同时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也有所下滑，尽管幅度相对较小。
[表2]
而回归分析（运用与投票行为相关的各种已知变量，包括政党取向和意识形态）也支持了新冠危机作为上述转变主要驱动力的假设。这种驱动力既包括疫情本身，也包括其所导致的经济和就业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眼下针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持续抗议活动——这些抗议同样经常遭到警察过度武力镇压——也引发了美国选民的关注。但对这类抗议的解读方式（即选民是否认为抗议是暴力性质的，是否需要动用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手段予以回应）在各党派中呈现一面倒的一致态势，因此也不太可能对投票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如表3（使用来自十月YouGov民意测验的数据）所示，只有15％的民主党人认为抗议是暴力性质的，这些人中又只有19％（仅占所有民主党人的2.85％）可能会因抗议问题而投票支持特朗普。
[表3]
还有一个压倒性现象是民主党人仍然无意投票给特朗普，无论他们自认是极端自由，温和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反如表4所示，与7月份考虑投票给特朗普的极少数民主党人相比，计划投特朗普的人更有所减少，而投拜登者的数量甚至更多了。
[表4]
在2016年的时候，所有三个类别的民主党选民——尤其是在温和及保守派（81％）——对特朗普当时的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支持都要低于今天的拜登。由于这些数据是在10月中旬收集的，当时许多人已经在投票了，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抗议或其他任何事务会增加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
同时拜登不仅在民主党人中的表现优于希拉里，而且在所有选民上也是如此。2016年时希拉里赢得的总票数要比特朗普多2.1%，但却在数个关键州败北，致使她输掉了选举人票。如表5所示，2016年投票支持希拉里的绝大多数人今年也打算投票拜登。
不过拜登的优势要远大于希拉里。尽管大部分当年支持特朗普的人也计划再次投票给他，但他流失的选民数量要比民主党人多。此外希拉里的选民本来就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拜登在这两组选民中的领先优势达到8％。而2016年时的第三方选民今年也更偏爱拜登而非特朗普。
[表5]
拜登的优势已经扩展到了各个摇摆州。尽管差异较小，但民主党自2016年以来留存的选民比特朗普多，同时也有更多第三方选民计划投票给拜登。
[表6]
如表7所示，投票人群的人口构成状况进一步增强了拜登即将胜选的印象。在各个类别的选民中，无论男女老少、白人非白人，受教育程度高低，拜登的表现都比2016年时的希拉里要好。
[表7]
当然，如果人们无法进行投票，那么投票意图也就无关紧要了。此次大选是在疫情之中进行的，因此许多传统投票方式都受到了限制。但如表8所示，更多的选民——尤其是民主党和独立人士，还有共和党人——都支持提早投票和邮寄选票。
[表8]
这或许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或者至少对如何获取选举结果有所影响。因为邮寄投票系统产生的问题，甚至是延长了的计票过程，都可能引发对州一级选举结果的质疑。鉴于拜登可能会收到更多的邮寄选票，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此类质疑的影响，而一旦这些质疑成立，则可能会大大改变民意调查数据所描绘的情况。而美国在等待大选结果出台期间也可能会陷入动荡。
尽管如此，如果将民意测验视为一个相对准确的指示物的话，那么拜登有望在总得票数上取得较大优势，也不太可能在选举人票上被翻盘。特朗普则根本没法靠他那些死忠支持者赢得胜利，同时还缺乏温和派和独立人士的支持。拜登可能会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而受到冲击——比如进步派选民决定不支持他——但民意测验并未显示出任何证据。各界用选票把特朗普赶下台的意愿似乎太大了。
当然，此前（包括2016年）的民意调查也曾失准过。其调查结果可能都无法准确反映出双方核心选民群体的意图。事实上当YouGov询问选民他们的邻居会否对其投票意图感到意外时，大约10％的城乡选民回答了“是”，这表明两位候选人都可能存在一些“隐藏”选民。
简而言之，拜登看似即将入主白宫，但鹿死谁手只能在最终结果出来后揭晓。
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W·布拉迪，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及领导人价值观课程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发自米兰/斯坦福德—还在7月下旬的时候，民意调查就已经清楚表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将在总统大选中输给他的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Joe Biden），原因主要是其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不力。自那以后特朗普的命数一直未能扭转，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如今特朗普似乎不仅会在11月3日的总得票数上落败，也无法再像2016年那样在选举人票上翻盘了。
让我们从政党取向开始讨论。如表1所示，自2016年大选以来自认民主党者的数量增长了6％，自认共和党者则增加了不到3％。同时自认独立人士者下降了8％，而在这部分人中左倾或右倾者的比例变化很小。
[表1]
此外，如表2所示，自3月（甚至是7月）以来各界人士——尤其是温和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这三股摇摆州决定性投票势力——对特朗普新冠危机应对措施的观感都大大下降。同时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也有所下滑，尽管幅度相对较小。
[表2]
而回归分析（运用与投票行为相关的各种已知变量，包括政党取向和意识形态）也支持了新冠危机作为上述转变主要驱动力的假设。这种驱动力既包括疫情本身，也包括其所导致的经济和就业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眼下针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持续抗议活动——这些抗议同样经常遭到警察过度武力镇压——也引发了美国选民的关注。但对这类抗议的解读方式（即选民是否认为抗议是暴力性质的，是否需要动用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手段予以回应）在各党派中呈现一面倒的一致态势，因此也不太可能对投票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如表3（使用来自十月YouGov民意测验的数据）所示，只有15％的民主党人认为抗议是暴力性质的，这些人中又只有19％（仅占所有民主党人的2.85％）可能会因抗议问题而投票支持特朗普。
[表3]
还有一个压倒性现象是民主党人仍然无意投票给特朗普，无论他们自认是极端自由，温和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反如表4所示，与7月份考虑投票给特朗普的极少数民主党人相比，计划投特朗普的人更有所减少，而投拜登者的数量甚至更多了。
[表4]
在2016年的时候，所有三个类别的民主党选民——尤其是在温和及保守派（81％）——对特朗普当时的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支持都要低于今天的拜登。由于这些数据是在10月中旬收集的，当时许多人已经在投票了，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抗议或其他任何事务会增加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
同时拜登不仅在民主党人中的表现优于希拉里，而且在所有选民上也是如此。2016年时希拉里赢得的总票数要比特朗普多2.1%，但却在数个关键州败北，致使她输掉了选举人票。如表5所示，2016年投票支持希拉里的绝大多数人今年也打算投票拜登。
不过拜登的优势要远大于希拉里。尽管大部分当年支持特朗普的人也计划再次投票给他，但他流失的选民数量要比民主党人多。此外希拉里的选民本来就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拜登在这两组选民中的领先优势达到8％。而2016年时的第三方选民今年也更偏爱拜登而非特朗普。
[表5]
拜登的优势已经扩展到了各个摇摆州。尽管差异较小，但民主党自2016年以来留存的选民比特朗普多，同时也有更多第三方选民计划投票给拜登。
[表6]
如表7所示，投票人群的人口构成状况进一步增强了拜登即将胜选的印象。在各个类别的选民中，无论男女老少、白人非白人，受教育程度高低，拜登的表现都比2016年时的希拉里要好。
[表7]
当然，如果人们无法进行投票，那么投票意图也就无关紧要了。此次大选是在疫情之中进行的，因此许多传统投票方式都受到了限制。但如表8所示，更多的选民——尤其是民主党和独立人士，还有共和党人——都支持提早投票和邮寄选票。
[表8]
这或许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或者至少对如何获取选举结果有所影响。因为邮寄投票系统产生的问题，甚至是延长了的计票过程，都可能引发对州一级选举结果的质疑。鉴于拜登可能会收到更多的邮寄选票，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此类质疑的影响，而一旦这些质疑成立，则可能会大大改变民意调查数据所描绘的情况。而美国在等待大选结果出台期间也可能会陷入动荡。
尽管如此，如果将民意测验视为一个相对准确的指示物的话，那么拜登有望在总得票数上取得较大优势，也不太可能在选举人票上被翻盘。特朗普则根本没法靠他那些死忠支持者赢得胜利，同时还缺乏温和派和独立人士的支持。拜登可能会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而受到冲击——比如进步派选民决定不支持他——但民意测验并未显示出任何证据。各界用选票把特朗普赶下台的意愿似乎太大了。
当然，此前（包括2016年）的民意调查也曾失准过。其调查结果可能都无法准确反映出双方核心选民群体的意图。事实上当YouGov询问选民他们的邻居会否对其投票意图感到意外时，大约10％的城乡选民回答了“是”，这表明两位候选人都可能存在一些“隐藏”选民。
简而言之，拜登看似即将入主白宫，但鹿死谁手只能在最终结果出来后揭晓。
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W·布拉迪，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及领导人价值观课程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