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挪威绿巨人

伦敦—应对气候紧急变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但对经济上依赖石油开采或生产的国家尤其如此。去碳化为诸多国家推动绿色工业革命创造了机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通往未来的繁荣之路，将会影响到化石燃料资产、技术和能力的价值，导致石油主导经济体的就业机会、出口收入和工业创新受到威胁。

在上述经济体中，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挪威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挑战。虽然挪威的工业结构和投资与碳基工业和服务紧密相连，其2019年碳氢化合物的出口占到该国出口总量的36%，但其国内能源却几乎完全来自于可再生资源（水电）。挪威经济因此将迎来绿色工业转型的机会，只可惜，全球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将影响其主要的增长引擎。

挪威的“碳锁定”是一种荷兰病的症状——即要牺牲其他多数部门来换取某个主导部门的成功。由于碳氢化合物投资令其他行业投资相形见绌，化石燃料行业吸引了绝大多数高技能人才。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超常盈利推高了其他经济领域的价格和薪酬增长，从而加大了其他领域出口盈利的难度。

结果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挪威一直是经合组织（OECD）非能源出口市场总体国际市场份额最大的失败国。该国的非石油贸易赤字过去10年来一直持续增长，而且，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也已缩减至其他北欧国家的一半左右。

更糟的是，据挪威统计局近期的一份报告预测，挪威能源部门的投资将在未来10年内出现减少。虽然过去10年来，该行业年度平均投资超过1，700亿挪威克朗（约合200亿美元），但在2025~2034年间，这一数字预计将下降600亿挪威克朗——即使没有任何限制性石油政策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显而易见，挪威需要制定新的工业战略。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我们概述了该国应如何利用其石油行业的技术和财政资源来成为“绿色巨人。”但逐步停止石油开采并朝着更为绿色的方向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公共部门采取大胆而谨慎的行动。政府不能对此过程实施微观管理，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创新；但同样不能把这项工作完全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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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政府应当通过进行早期高风险投资制定一个明确的方向，上述投资将逐渐吸引私人参与者，并对那些愿意参与投资和创新的人进行奖赏。就挪威而言，绿色工业战略应引导该国可观的国有财政资源，用于投资以绿色能源技术为核心的全新国内工业基地。

首先，无论从国内抑或全球层面，挪威尚未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资源向着完成绿色转型的目标引导。恰恰相反，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SPU）目前位列正在规划或已进入开发阶段的世界某些最具破坏性的化石燃料项目最大的投资者。近期一份报告警示，仅上述项目中的12个就将消耗掉世界剩余碳预算的3/4，从而导致很难实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

目前，政府养老基金的运营财政规则规定，必须将其收入转入特定石油基金并投资于海外项目。然后，相关收益将以基金所持股份3%的年度平均利率计入到国内经济中。鉴于上述基金3%的年度预期回报率，可以无限期地以这样的速度对其进行应用。

事实证明，这项政策发明能够有效限制来自石油开采的通胀压力，同时为政府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挪威现在需要的是对经济多样化耐心的长期财政支持。因为现行财政框架允许将大量公共投资保留在正常的政府预算之外，因此，它正通过造成由石油决定的路径依赖而加剧该国的荷兰病。

出现上述情况并非不可避免。政府养老基金完全可以转型为在国内和全球均有业务的强势使命导向型投资者。上述现金可以流入新的公共绿色投资银行，该银行可以和其他公共基金和机构一道从事绿色转型工作，而不应将石油收入重新注入到石油基金当中。

挪威国家创新制度的特点是公有制占据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拥有挪威石油工业旗舰企业Equinor（前挪威国家石油公司）67%的股份。但尽管挪威国有企业曾经（在从零开始）创建工业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们却未能在领导绿色转型过程中重新扮演这一角色。Equinor在2019年宣布，它截止2022年将斥资50亿美元回购其自身股份，而不是将收益重新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研发。

2019年新冠疫情冲击已经证明了过度依赖动荡的能源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尽管丹麦能源巨头沃旭能源（Ørsted）表现得对疫情不屑一顾并继续其长达十年的可再生化转型，Equinor却不得不削减股息并增加借债，以便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兑现对股东的承诺。

像在丹麦的同行一样，Equinor应当成为以使命为导向的能源巨头。这意味着通过恢复其专注于国家经济未来的纯国有公司地位，从而将管理层为股东分配收益的压力解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