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潜力

东京——特朗普总统反复无常的政策制定手段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国家走向的广泛关注。然而自新总统当选以来美国股市表现良好，只有当政府的政治前景遭人质疑时才出现下挫。这可不是个偶然现象：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做法可能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自上任伊始，特朗普政府就一直保持着亲商的态度，承诺放松管制，使得投资者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提振重树信心。当然某些倒退性的举措（比如环保措施）最终将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害，即使它们会让一些公司在短期内提升其底线。但特朗普政府急于将金融市场从过度监管中松绑的做法可能最终会让所有人得益。

当规章制度变得过于繁琐时，它们就会变得弊大于利。奥巴马在 2010年签署实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法案中包含了阻碍国际货币市场运作的规则: 通过提高外国银行的美元融资成本，这一规则削弱了所谓的抛补利率平价（covered interest parity）。

对日本来说，这破坏了国际金融市场中货币宽松政策的传导——这一机制已经因为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争相买入日元作为避险货币而摇摇欲坠。由于特朗普取消了引发摩擦的法规并激发了股市的信心，日本银行可能最终得以限制日元升值，从而刺激通胀，就业和股市。

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有乐观态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特朗普政府计划耗资1兆美元的重建美国基础设施计划。不幸的是，特朗普对本月中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暴行闪烁其词，也因此丧失他在美国国会可能享有的最后一丝善意。在事件发生后对特朗普的反应持批评态度的大企业CEO纷纷拂袖而去，两个商业咨询委员会相继解散，建立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的计划如今也束之高阁了。

但政治混乱远远算不上是对特朗普经济政绩的唯一潜在威胁。该政府的贸易政策构建于严重的认知之上。特朗普及其顾问们似乎认为只有平衡的双边贸易才是公平(并因此可取的)。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这种平衡极难实现，而尝试实现这一点实际上是有害的，因为它会折损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总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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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的高通胀削弱了人们对日元币值的信心，导致许多日本人回归到以货易货的交易形式。比如东京人就将自己包括婚纱礼服及和服在内的贵重服饰与农民交换大米和蔬菜交。这个体系在那时是可以顺利运转的，因为需求和供应恰好匹配。

但这种平衡从根本上来说种巧合；人们无法指望其在不断变化经济环境下长期存在。这也是为何以货易货经济的效率如此低下并因此遭到了抛弃。现代经济体系使用货币，因为它作为价值的载体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使得供需之间无需实现完美平衡，并使所有行为者都能从贸易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特朗普试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好记住这一点。就目前而言，他的政府似乎急于对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进口施加限制。但如果这些自贸区成员发生的唯一变化那就是减少了对美出口，美国的工人就可以从中受益，而美国的农民或制造商——包括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都会在本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但这相当于痴人说梦。相反，其他北美自贸协定成员国将对这一出口限制作出战略性反应，调整相互之间以及与协定国家的贸易关系以减轻美国进口管制的影响。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甚至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就像1930年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后所发生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人会成为赢家。

为了制定更有效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政府必须搞明白经常账户余额究竟有什么意义。特朗普经常谴责像中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在他看来正是两国的盈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赤字。他认定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抢劫”了美国——既进占了美国的市场，又削弱了其企业的竞争力。

但正如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最近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消费比它生产的要多，那么它就必须进口比出口更多的货物。那不是敲竹杠；这是算术。”事实上，倘若美国真能跟中国谈判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就得增加与其他一些国家的逆差以弥补中间的差额。

一个理解经常账户盈余 (或赤字) 的更好方式是将其作为衡量一国储蓄 (或消耗)未来发展趋势的指标 。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反映了它如何在当前和未来之间分配自己的收入。如果美国想要减少自己的赤字，就要开始储蓄更多。

美国无疑正面临着严峻的政治挑战，而这一状况在一个朝令夕改、极端化和草率形式的政府手下不断恶化。但在经济上这个国家仍然相当稳固。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跟我相信的那样真心想搞好经济，那么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不仅让股市得利，也有益于广大的普通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