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中的贸易

纽约—2011年7月挪威大屠杀和最近威斯康星州奥克利克（Oak Creek）袭击锡克教徒事件都是想把世界带回他们的新纳粹梦想的右翼极端分子所为。类似地，实施了201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也将其他宗教和文化视为威胁。但如果你认为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在憎恨上火上浇油，那你就想得太简单了，他们的“沙文主义”无非更加文明些罢了。

你可以问问日本人，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直在猛烈抨击邪恶贸易者。你也可以想想现在层出不穷的妖魔化印度人的反对外包的批评。

这些都不是新鲜事。日本在二战中的累累恶行很容易地就将美国人民关于1924年移民法和其他旨在将日本人和中国人驱逐出美国的联邦立法以及加利福尼亚州1913年侨民土地法等种族主义州立法的公众记忆抹去了。随着战争的爆发，日裔美国人被剥夺了自由，关进了集中营。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沃伦（Earl Warren）为此叫好，而正是这个沃伦十年后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上主导废除了美国黑人种族隔离政策的核心——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

20世纪80年代的反日风潮发展得很快。许多美国人担心，正如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但是，和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的崛起是不光彩的，是通过大量向美国出口以及不公平地将美国货排除在其本身国内市场之外实现的。

几乎每一项日本政策都被美国人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除了极少数显著例外，反日宣传获得了美国两党的一直支持，并被美国缺乏批评精神的“爱国”媒体广泛传播。我记得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凯恩斯（当时公认的最伟大经济学家）评论说，反日宣传是如此深入，以至于日本批评家告诉人们，日本人对西方人点头哈腰是为了出其不意斩断西方人的膝盖。

这样做的效果——特别是在长时间的反日情绪酝酿之后——不难预测，那就是种族主义暴力潮，其中就包括砸毁日本车。华裔美国人陈果仁（Vincent Chin）因被误认为日本人而遭殴打致死，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回音，让人想起了1941年12月号《生活》（Life）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如何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毫无科学根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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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如今在美国的处境有所不同，印裔美国人没有关于偏见和暴力的不愉快回忆。但是，厌恶就像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只要一缕阳光就能灿烂。

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一直指责印度外包是导致美国人失去工作的罪魁。类似地，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热衷于排日、排华和排印——其野蛮和经济上的无知令人发指——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波瑟（Barbara Boxer）抨击她最近的选举对手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在担任惠普公司CEO期间裁掉了30000个工作岗位。事实上，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惠普公司以牺牲30000个岗位的代价保住了150 000人的工作。

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媒体的纵容下，民主党以相同的似是而非的内容——事实上的排印政策——抨击奥巴马的共和党挑战者罗姆尼。

其净结果就是点燃了反印情绪，并已经引起了零星的暴力。自称“互联网破坏者”（dot-busters）的团体攻击印度裔妇女。我因为撰写支持更自由贸易和移民的文章而被冠上了“咖喱黑鬼”的名号。

奥巴马政府还将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失败归咎于印度，这也无济于事。在美国之外，众所周知是奥巴马自己搅黄了多哈回合。“我们是开放的，其他人是封闭的”这样的论调是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口头禅，也是现任政府的信念，它激起了一种观念：印度是邪恶贸易者，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一拼。

世界在眼巴巴地指望奥巴马拿出更多的提振措施来。不幸的是，奥巴马的答卷比人们的预期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