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真的是女性就业低迷的主要原因吗？

新德里—在中国，缠足改变女孩形状的痛苦习俗始于10世纪，持续了一千年，直到1911年被禁止。尽管这种做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结束，但到1990年，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已攀升至73%，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在15世纪的欧洲，女性开始穿紧身胸衣，通常用木头、骨头甚至金属加固，旨在将上半身塑造成V形。便于移动的舒适服装在20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然而今天，几个欧洲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性别平等方面排名最高。

这两种习俗——缠足和束腰——都始于贵族，然后传播到中下层阶级。考虑到这一轨迹，对美貌标准的遵守使得女性难以参与经济或生产性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截然不同，但两者都以相似的方式将女性推向从属角色。同样，这两个社会都能够摆脱限制性的社会规范——身体修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并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因为国际组织和学者越来越关注改变社会规范，将其作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手段，设计旨在推动个人采取新态度和新做法的工具包和干预措施。但他们往往忘记了历史的一个重要教训：社会规范是物质现实的产物，因此，它只会随着物质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不会因为内心的突然改变而改变。

理解社会规范的复杂演变需要考察漫长的历史轨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就是这种方法的例证。以美国为例，戈尔丁发现，“从长远来看，女性参与工作的增加更多地是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比如工作时间的减少和白领工作的增加，而不是社会规范和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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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在印度特别有用，尽管印度在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率很高，贫困迅速减少，但妇女从事有偿工作的比例仍然很低。这种差异引发了关于哪些社会规范限制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的讨论，以及同样重要的，关于规范是否是唯一的限制因素的讨论。

我们的新研究确定了重要的规范。最重要的规范是印度妇女在家务上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包括做饭、收集燃料、取水、维护住所、照顾孩子和老人等。印度女性在这些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10倍，是全球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此外，由于几乎普遍的婚姻和对儿子的强烈偏爱，印度年轻妇女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结婚和成为母亲，并被期望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

尽管这些规范的影响有限，但我们的数据也揭示了女性对有偿工作的需求未得到满足。妇女在短期内进出有薪工作，表明她们愿意在有机会时从事这种工作。对流动性的限制因种姓地位而异，从历史上看，来自较低种姓的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也报告了更多的工作转变，表明她们可以做的工作的不稳定性。

印度从事有偿就业的女性比例较低，这是一个严重令人担忧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注重于创造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而不是改变社会规范。这意味着要努力确保妇女能够定期获得有偿工作，并鼓励雇主雇用她们。

印度的几个邦已经制定了公共部门就业的性别配额。但由于超过90%的印度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这样的配额不会对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私营雇主必须雇佣、留住和提升女性员工。包括Tech Mahindra、Wipro、Hero Motocorp和Dr. Reddy’s Laboratories在内的一些领先公司已经推出了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举措，其他公司也应该效仿。更重要的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的强制性报告可以揭示这一点

鉴于印度以农村人口为主，迫切需要为妇女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有报酬的就业机会，如食品加工、纺织、皮革制品和小规模、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

印度妇女希望自谋生计，为数巨大的农村妇女(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加入了“全国农村生计任务”(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 Mission，世界上规模最大、运行时间最长的此类项目)下的自助小组便是明证。促进生产性和有报酬的妇女自营职业具有巨大的潜力。

在东亚，农村非农就业的可得性为妇女进入有报酬的劳动力大军提供了巨大的刺激，社会规范也随之开始改变。没有理由相信印度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政策制定绝不可本末倒置：先为女性就业创造条件，然后再斥巨资打造新的平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