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亚洲许多地区在摆脱2019年新冠疫情危机时表现似乎相对较好。但战胜公共卫生危机不过是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亚洲的脆弱性可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在2020年初发表的一份全球研报基础上，麦肯锡（MGI）全球研究所最近预测了亚洲目前和未来30年所面临自然气候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的分析涉及到暴露于气候变化极端状况和近似物理阈值的微观案例，同时还评估了对16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尼、日本、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和韩国）所产生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
尽管气候学家在评估时采用了从较低（代表浓度途径为2.6）到较高（代表浓度途径为8.5）等各种二氧化碳聚集浓度，但我们却重点研究了代表浓度途径为8.5的状况，目的是评估在不采取进一步脱碳措施的情况下，充分评估气候变化的内在物理风险状况。我们发现，亚洲在三个重要方面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
首先，截止2050年，全球将有多达12亿人——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在亚洲——可能在每年发生致命热浪概率不为零的地区生活。其次，截止2050年，由于温湿度增加可能导致户外工作时长减少，而亚洲则占到全球受影响GDP的2/3以上。第三，截止2050年，亚洲可能占到因河流泛滥所导致全球资本存量受损的3/4以上。但在另外两个领域，我们发现，亚洲的脆弱程度持平或略低于全球均值：那就是，粮食体系遭到破坏，以及摧毁自然生态系统和当地动植物。
此外，据由前沿亚洲、新兴亚洲、发达亚洲和中国构成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四大亚洲框架显示，亚洲地区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尤其是在前沿和新兴亚洲框架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构成的亚洲前沿国家可能会经历极端温湿度升高的情况，从而显著影响居住和工作。而包括泰国和菲律宾等主要东南亚经济体在内的新兴亚洲也已经表现出类似（尽管可能不那么极端）的趋势，而且，还将遭遇极端降雨事件的影响。在代表浓度途径为 8.5的情况下，前沿和新兴亚洲因受高温高湿气候影响而损失的工作时间比例截止2005年可能增加7~12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发达亚洲和中国则仅增长2~5个百分点左右。
发达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在内，近期将成为气候变化所带来农业收益的净受益者。但对亚洲地区的某些国家而言，干旱和供水将构成重大的挑战。
尽管中国气候多种多样，但据预测，该国将会经历温度升高。因此，暴露地区每年损失的有效室外工作时间平均占比可能从2020年的4.5%增加到2030年的高达6%和2050年的8.5%之多。
随着物理系统的门槛被突破以及各项连锁反应的出现，气候变化对整个亚洲的社会经济影响将持续增加。例如，澳大利亚近1/3的国土可能每年要额外增加20个高等级火险日，导致该国至少暴露于5个高等级火险日的资本存量占比从今天的44%增长到2050年的60%之多。同样，如果不采取额外的气候适应措施，截止2050年，东京因百年一遇的洪水造成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损坏的成本可能会翻一番，达到142亿美元之多。
尽管亚洲面临着巨大的气候挑战，但却可以通过有效的适应和缓解措施来克服它——而且该地区似乎完全有能力这样做。首先，遍布全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到2030年将高达每年1.7万亿美元，这为该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在基础设施设计阶段就纳入气候风险管理考量。
尽管如此，制定全面的区域适应计划依然至关重要。它理应包括诊断气候风险和采取应对举措、保护人员和财产、建立适应性、降低风险敞口以及金融和保险方面的政策。适应政策很有可能要做出保护和迁移，以及如何保卫最弱势群体的艰难选择。
亚洲在全球缓解措施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减排工作包括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前者占到地区电力行业排放的90%之多。亚洲还需要对钢铁和水泥等工业运营进行脱碳处理；该地区目前在上述行业产生约80%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亚洲必须改造占地区二氧化碳排放10%以及甲烷排放40%以上的农业和林业，并实现道路运输和建筑等领域的脱碳化。
实现上述过渡的关键是要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成本上升、劳动力转移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影响。例如，在印度，引入可再生能源所需资本支出导致电价上涨的风险很大，而且随着该国电力结构从煤炭转移，就业机会也会减少。
在中国，防止钢铁行业大规模生产中断的关键是要找到在钢铁生产中推广使用脱碳技术的方法。在印尼，在农业脱碳过程中支持农民的生计至关重要。而在日本，决策者可以通过提供刺激和政策来克服电动车前期成本较高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向电池型电动车过渡。
亚洲多数地区已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适应和缓解挑战了。通过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分享最佳做法，并号召民众的支持，该地区可以成为应对全球最严重挑战的领导者，并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目标。
东京—亚洲许多地区在摆脱2019年新冠疫情危机时表现似乎相对较好。但战胜公共卫生危机不过是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亚洲的脆弱性可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在2020年初发表的一份全球研报基础上，麦肯锡（MGI）全球研究所最近预测了亚洲目前和未来30年所面临自然气候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的分析涉及到暴露于气候变化极端状况和近似物理阈值的微观案例，同时还评估了对16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尼、日本、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和韩国）所产生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
尽管气候学家在评估时采用了从较低（代表浓度途径为2.6）到较高（代表浓度途径为8.5）等各种二氧化碳聚集浓度，但我们却重点研究了代表浓度途径为8.5的状况，目的是评估在不采取进一步脱碳措施的情况下，充分评估气候变化的内在物理风险状况。我们发现，亚洲在三个重要方面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
首先，截止2050年，全球将有多达12亿人——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在亚洲——可能在每年发生致命热浪概率不为零的地区生活。其次，截止2050年，由于温湿度增加可能导致户外工作时长减少，而亚洲则占到全球受影响GDP的2/3以上。第三，截止2050年，亚洲可能占到因河流泛滥所导致全球资本存量受损的3/4以上。但在另外两个领域，我们发现，亚洲的脆弱程度持平或略低于全球均值：那就是，粮食体系遭到破坏，以及摧毁自然生态系统和当地动植物。
此外，据由前沿亚洲、新兴亚洲、发达亚洲和中国构成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四大亚洲框架显示，亚洲地区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尤其是在前沿和新兴亚洲框架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构成的亚洲前沿国家可能会经历极端温湿度升高的情况，从而显著影响居住和工作。而包括泰国和菲律宾等主要东南亚经济体在内的新兴亚洲也已经表现出类似（尽管可能不那么极端）的趋势，而且，还将遭遇极端降雨事件的影响。在代表浓度途径为 8.5的情况下，前沿和新兴亚洲因受高温高湿气候影响而损失的工作时间比例截止2005年可能增加7~12个百分点，而相比之下，发达亚洲和中国则仅增长2~5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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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在内，近期将成为气候变化所带来农业收益的净受益者。但对亚洲地区的某些国家而言，干旱和供水将构成重大的挑战。
尽管中国气候多种多样，但据预测，该国将会经历温度升高。因此，暴露地区每年损失的有效室外工作时间平均占比可能从2020年的4.5%增加到2030年的高达6%和2050年的8.5%之多。
随着物理系统的门槛被突破以及各项连锁反应的出现，气候变化对整个亚洲的社会经济影响将持续增加。例如，澳大利亚近1/3的国土可能每年要额外增加20个高等级火险日，导致该国至少暴露于5个高等级火险日的资本存量占比从今天的44%增长到2050年的60%之多。同样，如果不采取额外的气候适应措施，截止2050年，东京因百年一遇的洪水造成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损坏的成本可能会翻一番，达到142亿美元之多。
尽管亚洲面临着巨大的气候挑战，但却可以通过有效的适应和缓解措施来克服它——而且该地区似乎完全有能力这样做。首先，遍布全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到2030年将高达每年1.7万亿美元，这为该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在基础设施设计阶段就纳入气候风险管理考量。
尽管如此，制定全面的区域适应计划依然至关重要。它理应包括诊断气候风险和采取应对举措、保护人员和财产、建立适应性、降低风险敞口以及金融和保险方面的政策。适应政策很有可能要做出保护和迁移，以及如何保卫最弱势群体的艰难选择。
亚洲在全球缓解措施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减排工作包括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前者占到地区电力行业排放的90%之多。亚洲还需要对钢铁和水泥等工业运营进行脱碳处理；该地区目前在上述行业产生约80%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亚洲必须改造占地区二氧化碳排放10%以及甲烷排放40%以上的农业和林业，并实现道路运输和建筑等领域的脱碳化。
实现上述过渡的关键是要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成本上升、劳动力转移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影响。例如，在印度，引入可再生能源所需资本支出导致电价上涨的风险很大，而且随着该国电力结构从煤炭转移，就业机会也会减少。
在中国，防止钢铁行业大规模生产中断的关键是要找到在钢铁生产中推广使用脱碳技术的方法。在印尼，在农业脱碳过程中支持农民的生计至关重要。而在日本，决策者可以通过提供刺激和政策来克服电动车前期成本较高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向电池型电动车过渡。
亚洲多数地区已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适应和缓解挑战了。通过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分享最佳做法，并号召民众的支持，该地区可以成为应对全球最严重挑战的领导者，并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