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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欢迎的阿根廷童谣作家玛利亚·伊莲娜·沃什（María Elena Walsh）曾经写过一首名为《世界颠倒》（The World Upside Down）的小曲，在这首歌中，盗贼成为法官，一年只有一个月的长度，婴儿长着胡须，狗腿长在背上而不是肚子上。为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人民，这样的世界有望结束，但愿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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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oosing to side with the aggressor in the Ukraine wa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has effectively driven the final nail into the coffin of US global leadership. Unless Europe fills the void – first and foremost by supporting Ukraine – it faces the prospect of more chaos and conflict in the years to come.
For most of human history, economic scarcity was a constant – the condition that had to be escaped, mitigated, or rationalized. Why, then, is scarcity's opposite regarded as a problem?
asks why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scarcity is viewed as a problem rather than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圣地亚哥—竞争世界最差的民选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仍在掌权，匈牙利的欧尔班亦然。波兰正在滑向不自由（illiberalism），而从北非到兴都库什的各个政权已经跻身不自由行列。
在阿根廷，内斯托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夫妇12年的傲慢独裁刚刚结束。而在议会选举中惨败必将成为脾气无常的查韦斯主义在委内瑞拉末日的开端。这足以令人欢呼。
在委内瑞拉，所有形势都对总统查韦斯钦定的继任者、总统马杜罗有利：随意关押反对派领导人、用黑道暗杀恐吓反政府示威者，以及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委婉指出的“大力阻止媒体参与重要规划。”
但反对派仍在单院制议会中赢得了三分之二议席。这使马杜罗的反对者有了足够多数修宪，撤掉政治化的法官和监管者，并且可能举行全民公决推翻马杜罗。
两周前，阿根廷总统选举也曝出冷门，马克里在第二轮选举中险胜。基什内尔家族从未走向查韦斯主义的极端，关押反对者或取缔电视台。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权力让他们自己的权力永久化，骚扰反对派报纸，操纵司法调查，并取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阿根廷经济萎靡，委内瑞拉更是一落千丈，两国通货膨胀率都名列世界最高之列，民生问题显然是影响这些选举冷门背后的因素。标准的枯荣周期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解读：只有在大宗商品收入保持高位时，在任者才可能赢得选举。根据这一观点，一旦石油和大豆价格崩盘，除了中止选举的反民主闹剧（在委内瑞拉，这样的传闻非常多）再无办法拯救民粹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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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解读太简单了。尽管收入下降，但两国政府仍然不遗余力地收买胜利。在阿根廷，预算赤字为GDP的7%。在委内瑞拉，准确的数字没人知道，但有人认为预算赤字高达GDP的24%。但选民是无法收买的。
这不难理解。毕竟，政府救济不可能抵消家里和街上的不安全感。委内瑞拉犯罪率接近每100,000人54起，是巴西和墨西哥的两倍多（后两者的自杀人数非常多）。阿根廷传统上是个平静的国家，但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在增加。打击贩毒集团是马克里的三大竞选口号之一（其他两个是零贫困和结束腐败）。
但是，仍然没有单一的问题能够解释两国的选举结果。
在其1997年的著名论文《不自由民主的崛起》（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中，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创造了不自由民主一词形容举行（公平程度不一的）选举现则领导人，但与此同时又限制公民自由和民主自由的国家。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治下，委内瑞拉是一个完全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在基什内尔家族治下，阿根廷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但潜在独裁者都被击败了。
最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证明——对于欧尔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来说，这是个坏消息——不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具有内在脆弱性。在完全独裁的制度下，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派政党和公民社会机构都被镇压；而在不自由民主中，它们只是受到干扰，但大多仍然存在。
而现代技术让沟通和组织变得廉价而容易，有独裁志向的领导人面临着不确定的组合。当客观条件和不同力量的相关性（借用两个老派概念）允许时，公民就会采取行动。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最近的选举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近40%的阿根廷选民居住在该省），与马克里同属一党的玛利亚·尤金尼亚·比达尔（María Eugenia Vidal）大胜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前任幕僚长，成为该省首任女省长。社区组织成为击败地方庇隆主义政治机器（据说是阿根廷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关键。在委内瑞拉，大学生和非政府组织设计了选举监控系统，让政府作弊行为更容易被揭发。
让民主失去自由的尝试在其他拉丁美洲地区也纷纷以失败告终。厄瓜多尔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总统科雷拉让自己无限次连任的图谋。在尼加拉瓜，桑地诺党（Sandinista）总统奥尔特加与有问题的地方商人勾结，并与神秘的中国企业家签订协议建设横穿中美洲的运河，这些行为都受到了挑战。
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他也许是最狡猾多端的民粹主义者——正在悄悄地转换阵营。他在马克里成为新总统前一天晚上和他举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
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最有可能最终起作用的或许还是选民对于生活在可称之为正常国家中的渴望。这意味着政府机构悄悄地做好它的工作，总统从不威胁公民或者发表电视台必须播出的三小时讲话，人民可以不必恐慌地走在大街上，经济也不会终日飘摇在金融崩溃边缘。
广受欢迎的阿根廷童谣作家玛利亚·伊莲娜·沃什（María Elena Walsh）曾经写过一首名为《世界颠倒》（The World Upside Down）的小曲，在这首歌中，盗贼成为法官，一年只有一个月的长度，婴儿长着胡须，狗腿长在背上而不是肚子上。为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人民，这样的世界有望结束，但愿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