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的经济方案缺乏凯恩斯式的雄心

发自伦敦——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英国新任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Rachel Reeves）重申了她对“财政规则”的承诺。这些规则要求“当前预算必须向平衡状态靠拢”，并且“[国家]负债额相对经济的比率必须在（工党政府执政的）第五年开始下降。”这涉及在五年内让债务相对GDP比率低于当前100%的水平并消除目前高达1210亿英镑（约合1570亿美元，相当于GDP总额4.4%）的预算赤字。

同时工党承诺不会大幅提高税收。相反政府选择进行一些小幅调整，例如废除（让那些在英国居住但将永久住所报备于他国的人免于缴纳税款的）“非居民税收豁免”，对私立学校学费征收20%的增值税并堵上一些税收漏洞。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其赤字和债务削减目标。虽然工党旨在将年度GDP增长提高到2.5%（在2008至2023年间平均为1.1%），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增加公共投资。值得留意的是英国目前的公共投资支出比大多数七国集团国家都要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计划通过新近成立的大不列颠能源公司和规划中的国家财富基金来对绿色转型进行大笔投资。但考虑到严格的财政规则会不可避免地限制公共投资，工党的经济议程更多是对增长的赌注而非一种增长战略。

工党对财政规则的强调代表了英国在财政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持续拉锯的最新章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经济政策构建在三大支柱上：金本位制，这要求英格兰银行以某个固定价格将其钞票按需兑换为黄金；平衡预算规则，确保政府收入始终能覆盖其支出；以及所谓的“借款规则”，即设立年度偿债基金以偿还主要在战争期间欠下的债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债务累积的主要推手。

但这些“稳健货币”的支柱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萧条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之后崩溃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自由裁量权的经济学随之登场。根据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人们普遍倾向于在未来出现不确定时保持资产流动性，而不是投入那些会在某个不确定日期产生回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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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认为经济景气状态只会在非理性繁荣时期发生，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常规状态是一种“非充分就业均衡”。解决办法不在于“消灭景气状态，从而使我们永久处在半衰退状态”，而在于“消除衰退，从而使我们永久处于准繁荣状态”。实现这一点的机制是国家的自主投资——它将弥合银行的放贷意愿和借款人的投资意愿之间的鸿沟。

凯恩斯经济政策是自由裁量式的：固定汇率成为“可调整的楔子”，预算政策取决于就业水平，政府会告知英格兰银行应设定什么利率。尽管依赖于大规模增加公共支出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福利要求，但凯恩斯主义时代最终被证明是成就斐然的。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中期，英国享有充分就业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3%，人均GDP上升，通胀稳定。正如时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7年所说的那样，英国人民“从未生活得如此美好。”

然而情况在1960年代末开始恶化。虽然这可以说是越南战争和油价四倍上涨等外部冲击的结果而不是源自凯恩斯派政策制定者的狂妄自大，但飙升的通胀和日益严重的工业混乱局面最终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和财政规则的回归铺平了道路。货币政策被交由以压低和稳定通胀为己任的独立央行负责。新一代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缺乏严格的财政规则，那么竞争性的民主制度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度公共支出。因此预算需要“保持凌驾于经济周期之上的平衡”，政府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必须维持低位。

这些新规则本质上是维多利亚时代原则的修订版，造就了1990和2000年代这两个光景较好的十年。但随后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自那以后英国及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再也未能完全恢复原状。

这似乎说明无论是通过凯恩斯的自由裁量还是弗里德曼的规则来稳定经济，人们最终还是会把事情搞砸。“推动经济向前”的承诺不可避免地会被经济危机所取代。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或许除了平庸是人类的宿命外别无他解。

在这方面有两点思考与瑞秋·里夫斯的两难困境相关。英国缺的不是钱——金融体系充斥着量化宽松创造的货币——而是投资。当前的风险规避气氛可以被视为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的验证。因此需要公共投资来“笼络”持观望态度的私人投资。

另一个关键点是地缘政治。在越南战争期间走向没落的美式凯恩斯主义其实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借贷和不断上升的债务被冷战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的需求合理化。财政规则服从于“遏制”敌人的需要，也总能调动充足资源去满足国家安全需求。

工党声言的使命是让英国变得更加绿色。但我怀疑它最终会专注于让国家更安全而不是更绿，因为通过借贷“推动英国向前”的做法在国家安全方面要比在经济方面更有理有据。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考虑到规则-自由裁量相互辩论的历史，我们很难确信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所承诺的新曙光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