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在夺回能源

伦敦—尽管当今全球能源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已经变得清晰起来：政府正在重申其核心作用。动机是出于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细节因国家而异，但趋势是明确的。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府都在夺回对市场的控制，这个市场基本上被私营企业所主宰，鲜有监管约束。在许多西方经济体，这可以说是自二战以来公共和私人经济力量平衡的最大转变。

国家的新主张部分源于价格的大幅上涨，这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能源贫困和一些能源密集型企业倒闭。在能源业多年投资不足后，新冠大流行后能源需求的激增，特别是在亚洲，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飙升。2021年下半年，欧盟消费者的天然气成本上涨了12%。

但这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当前价格飙升的前奏。欧盟计划到2023年将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量减少三分之二，再加上俄罗斯减少了对德国和芬兰等国的供应，导致欧洲基准价格在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内上涨了五倍。据估计，到明年年初，英国的平均消费能源账单——其 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很少，但日常需求的50%依赖全球市场——预计将是2021年水平的四倍。

迫使政府干预的第二个强大因素是气候变化。过去一年能源需求的激增由煤炭引领，煤炭仍然是亚洲的主要电力来源，这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尽管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增长强劲，但世界对碳氢化合物的持续依赖意味着，如果没有政府的进一步干预，排放量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加。

这些挑战都不能仅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如果没有碳定价或其他只有政府才能实施的监管措施，人们将继续使用汽油燃料汽车。市场力量不会怜悯面临基本商品价格突然上涨的家庭。市场也不会将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等公司取得的意外收益重新分配给许多以能源为关键投入品的小型企业。阿美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创下了484亿美元的利润纪录。

国家对能源市场的干预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德国政府已宣布计划将该国2%的土地面积用于风力发电，并正在制定紧急配给计划，以管理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后预期的冬季能源短缺。所有英国家庭一开始都收到了400英镑（450美元）的救济金，以帮助他们应对不断上涨的能源账单，部分资金来自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暴利税。但这被证明是不够的，在成为英国新首相后，特拉斯将家庭能源账单锁定了两年，并为商业用户提供短期支持。为了增加国内能源供应，她授予了新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许可证，并取消了水力压裂的暂停令。英国的绿色议程名义上仍然存在，从2030年开始将不允许没有新的汽油或柴油动力汽车上路，但目前，政府干预的重点是价格控制和增加碳氢化合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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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总统拜登最近颁布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提供了270亿美元，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转向更清洁的能源，以及拨款维持该国亏损的核电部门。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将电力公司EDF完全国有化，该公司曾是法国工业实力的旗舰，但已经遭受了二十年的管理和技术失败。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能源价格控制也有所收紧。

不幸的是，这些以及最近的许多其他政府举措都是对能源不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根本挑战的零星回应。太多的措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物非所值，也无法解决变革的根本障碍。

例如，只有当充电网络和电动汽车所依赖的先进材料的安全供应都具备时，向电动汽车的重大转变才有意义。小额全民现金发放费用高昂，无法解决集中的长期能源贫困问题。除非处理分布式电力供应的基础设施就位，否则增加风力发电的政策只是聊胜于无。

各国政府寻求短期解决办法，表明它们正在采取行动。但由此产生的政策并不总是最便宜或最有效的，许多政策只不过是暂时的解决办法。在上述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已达成长期能源政策形式的共识。

尽管如此，政府对能源部门加大干预的趋势已经确立。随着特定政策的局限性被揭露来，政策制定者的应对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干预。国家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扩大，尤其是要解决已经出现的投资缺口。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满足未来各种形式的能源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巨额资金。

政府很可能是必要资本的主要来源，并向私营部门提供担保和补贴。但是，许多财政已经因新冠而捉襟见肘的政府是否会做出充分反应还远未确定。在英国，反对党工党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其承诺创建一家新的公有的大英能源公司，到2030年实现无碳电力行业。

所有这些不可能带来理想结果。确保持续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任务过于重要，不能留给市场，也过于复杂，不能由部长和官僚接管。两者的参与都是必要的，但单靠任何一者都不行。

逻辑上，应该采取合作安排，政府制定能源目标和标准，私营部门公司竞相在实现总体目标方面发挥作用。但目前，实现这种合作和平衡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