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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极右翼的正常化视为正常

发自法兰克福——就在距离2月23日联邦大选还不到几周的时候,德国经历了一场政治地震。主要反对党、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首次借助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在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热门总理人选的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通过指责其他党派不愿解决移民问题来为自身举动辩解。但虽然该动议没有产生任何切实成果,民主政党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却被打破了。德国再也不能自称为最后几个没有将极右翼“正常化”的欧洲主要民主国家之一了。

但究竟什么是正常化(normalization),我们又应基于何种理由来批评这种做法?首先,它与主流化不是一回事。具体而言,正常化是将违反现行准则的行为——这里指的是不与对民主构成威胁的极右翼政党合作——合理化,而主流则总是相对的。与政治中间派的概念一样,主流没有实质性内容,只是指一些最常见或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东西。

因此,与极右翼政党结盟或依靠极右翼政党通过法律是一种正常化的形式,而照搬极右翼的言论则是一个主流化的例子。将一个问题主流化就是唤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并按照极右翼希望的方式来表达它。因此社会科学家早就警告说如果极右翼偏爱的议题在竞选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这些势力就会在投票中表现出色。

鉴于支持民主的政治家都不希望被视为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通常会想方设法为正常化辩护。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简单声称准则仍然有效,自己的行为也没有违反。梅尔茨强调其目的是为了减少选择党得票率的做法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但这种说法无法令人信服。对立党派往往最终会结成联盟,即使它们的政纲相互冲突,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永不合作。

另一个选项是干脆宣布准则无效。几十年来,借助人们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怀念情绪起家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与共产党人一样,它不被视为“宪法拱门”(arco costituzionale,也就是在根本上认同意大利战后民主宪法的政党)的一份子。但随后出现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这个正常化的先锋人物,认为反法西斯共识不是已经过时,就是左翼反对右翼的阴谋。而他领导的政党也在1994年与社会运动党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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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选项是在保留准则的同时坚持认为它要么不适用于某个特定政党,要么不如其他政治需要重要。意大利现任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青年组织中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意大利国内外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她的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也是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直系后裔——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合作伙伴。即使是那些仍在犹豫是否要与二战以来最为右倾的意大利政府合作的人也会以更重大的议题为由来为合作辩解——比如需要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

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奥地利,中右翼的人民党最初曾排除了与极右翼自由党主席赫伯特·基克尔(Herbert Kickl)合作的可能性。但在与中左翼的联合谈判失败后,人民党以保持奥地利的可治理性为名开始与基克尔的政党对话。这些谈判现在也以失败告终,但在此过程中人民党向奥地利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基克尔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这一信号无疑将助推自由党在下次选举中的表现)。我们有理由认为许多奥地利人之所以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投票支持人民党正是因为它曾发誓不会将极右翼正常化;而在人民党明显违背了这一承诺后人们是否还会再信任它还不得而知。

而更险恶的情况则是极右翼发号施令,而其领导人却并未身居高位,因此基本上无需被问责。比如在瑞典,目前的少数派政府由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支撑;在法国,(同样缺乏议会多数的)政府最终受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联盟党摆布;在荷兰,政府中包含极右翼人士,但作为唯一正式成员完全控制着自己政党的领导人吉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却仍身居幕后。

正常化比主流化更容易被察觉。但是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需要一群保持关注的公众,还需要知名人士那些将打破准则的行为视为丑闻而不是将其正常化。选民会从精英那里得到暗示:如果一个被视为主流的政治家以正常方式对待某一党派,那么公众舆论也会照此办理。此外研究表明这种接受会超出开启这一过程的主流政党的铁杆支持者之外,最终扩展到全体公民。

正常化一旦发生就几乎无法撤回。而主流化的重要性则略有不同,因为应该强调哪些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议题仍然取决于政治家。现在是时候让他们明白不加批判地采纳极右翼的谈话要点——通常是毫不掩饰地煽动仇恨——不仅不道德,也是一个丢失选票的主张。

扬-维尔纳·穆勒,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民主统治》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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