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的两大优势

纽约——身份政治的批评者认为，密切关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会分散对“现实”政治，也就是劳动力和资本间围绕物质资源分配斗争的注意力。但这种政治观假定阶级身份是某种客观事实——某种可以从表格中查到的社会学资料或指数。而事实上，阶级身份只有通过言行表现才能为人所知。它就像酷儿理论中对性别的理解一样主观或具有“表演”性质。

那么，请允许我通过挑战批评者所提出的三个假设来捍卫身份政治。首先，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任何偏离启蒙运动普适性的行为都将对平等思想和人权构成威胁。其次，他们相信，身份政治是一种本质主义：社会出身分配社会角色，从而排除了选择个性的实现。

最后，它们假定阶级地位居首，因为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囊括并描述了社会生活的更大比例。人们因此得以跨越种族、民族、性别和国籍而共同努力。

我并未代表目前塑造美国和其他地方企业、大学和校园文化的语言协议提出任何观点。在我看来，监管语言、“取消文化”和类似的变态是一种残余的极端，每当有关个性的新理念和新政治方式被发明出来时，这种极端就会蓬勃发展。

市场社会的出现重新定义了个人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在18世纪末，上述转型接近尾声时，启蒙运动的“理性人”不再被理解为道德公民或宗教的副产品。相反，此人源于他生而为人所体现的自然权利。理论上，他可以独立于国家、甚至以国家为对立面，在公民社会中行使这些权利。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使用男性代词。启蒙运动中作为个人标准和人类代表出现的“理性人”并不包括女性，也不包含非洲裔（或1400~1800年间被欧洲国家殖民的其他任何大陆上的土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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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自然”排斥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当时，争取社会主义、女性选举权、民权和非殖民化的运动扩大了平等和自由的范围。上述运动所蕴含的更具包容性的人性（及民主）概念不得不克服自由主义者（他们捍卫以白手起家者为代表的现代占有性个人主义 ）和反动派的反对。

启蒙运动的普适性到此为止。正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非裔美国人和泛非运动领导人所理解的那样，其选民对遵守欧洲白人文化规则不感兴趣。出生环境、自然科学和种族隔离制度并不仅仅强加给他们种族团结；这同样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民众解放手段。无论如何，它在美国实现了“黑人美学”的表达，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美学通过绘制、交叉、擦除和重塑肤色界限而推动美国文化创新。

对据称可以调节身份的本质主义也同样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和反动派似乎同样反感身份认定——例如，现在年轻人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性别、角色和称号——但全部出于自主选择，而非由出生环境、自然科学或继承而来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制度来决定。上述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变化的函数，该函数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联系在一起。

为何如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对利润的不懈追求还意味着薪酬劳动耗费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清醒时间，专门生产食物、服饰和居所等必要的商品。自那时起，从事我们所知的文明物质基础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急剧降低。在当今发达经济体中，服务业作为就业来源已远超制造业。可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推动GDP增长，因为无需继续投资能提高生产率和商品产量的固定资本，导致利润在企业金库中闲置。

因此，资本劳动关系所产生阶级地位的社会显著性和文化意义已经消退。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太多理由认同自己的职业，却更有理由在工作给予他们的身份和目标以外寻求身份和目的。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已经开创了涵盖不受性起源束缚的主体地位。随着首个此类科学突破——避孕药——的发明，想象女性身份与母亲脱钩、而非彻底悖弃社会习俗成为惯例。

因此，只有坚持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新教伦理所特有的人性定义，才能证明阶级在左右翼政治思想中具有合理的本体优先地位。无论如何，就像影响身份政治批判的其他假设，上述假设在想象未来时根本不可行，原因再简单不过，它忽略了过去。

有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主体立场”仅仅是象征性利益，企业和决策者可以兜售这些利益来取代实质性的分配正义。但主要由民权运动和法规推动的一度曾被视为“非自然的”主体立场合法化已经产生了可以衡量的物质效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同样不能忽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