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需要的是什么

发自剑桥—最近在法国和英国举行的选举，再加上美国当前的总统竞选活动，都反映出偏左翼政党在试图塑造新身份定义并推出相对极右翼的可信替代方案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当民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逐渐开始抵制新自由主义和超级全球化时，是极右翼带头对此做出了响应。在十年前人们就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抱怨“左翼的弃权”了。

但左翼政党也有值得赞赏之处，而且当前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英国工党刚刚大获全胜，终结了14年的保守党统治。法国左翼的新人民阵线联盟在阻止极右翼崛起方面要比与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结盟的中间派势力更有胜算。尽管在民调中落后于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总统乔·拜登依然通过新的产业和绿色政策将其国家带入了一个全新领域。

但正如民主党在美国面临的困难所表明的那样，左翼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拜登的年纪和明显无法让公众信服他神智健全是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民主党一直以来释放出的关于自身真正立场和究竟代表谁的混乱信息也是如此。

这一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左翼政党。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展示的那样，左翼政党已经脱离了它们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转而去拉拢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

左翼还未打造出一个适合当前现实的身份定义。它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是否应该像法国的新人民阵线那样看似专注于二次分配？是否应该像英国工党那样坚守财政责任？是否应该像拜登一样采纳工业政策，又基于什么目的去这样做？它们应该如何处理移民、环境或跨性别权利等文化精英与公众观点大相径庭的问题？

如果左翼要重新获得政治力量，它们必须回归其根源，再次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意味着要专注于为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提供良好、安全和高效益的工作。经济不安全感的加剧，中产阶级的衰退以及落后地区良好就业岗位的消失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核心原因。左翼只有通过逆转这些趋势才能提出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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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困难在于旧策略已不再凑效。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制造业工人是支持左翼政党的核心力量，也是中产阶级的基础。

如今在欧美制造业工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大部分劳动力都集中在服务业。拜登于2021年1月上任时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缩减至8.5%。尽管政府全力振兴制造业，但如今这一比例已低于8.2%。虽然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较高，但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这种长期下降趋势。

左翼政党尚未完全面对这一事实。它们关于供应链回流、竞争力、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所有谈论在涉及就业时都不甚现实，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也是如此。当大多数劳动者都不在制造业工作且缺乏在制造业就业的现实前景时，关注制造业的策略在政治上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再分配政策也存在问题。人们有充分理由让税收制度变得更加累进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更高的社会转移支付和更好的社会保险将有所助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网依然薄弱的美国，但收入转移支付无法弥补好工作消失所导致的尊严和社会认可丧失，也无法修复工厂关闭或搬迁后社会和社区生活的崩塌。

因此左翼需要的是一个在整个经济，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和缺乏大学学历工人中创造良好、高效益就业机会的可信计划。这么一个计划所要代表不是汽车或钢铁工人，而是护理或零售业劳动者。

此外劳工友好的创新必须成为计划的中心。要同时提升工资和就业就需要能提升低学历工人生产力的组织和技术创新。与自动化和其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不同，劳工友好的创新能帮助普通工人完成更多复杂任务。在这方面能赋予人们专业技能的数字工具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创新和生产力是这一议程的核心，因此必要的政策类似于旧有的那些成功产业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服务业的产业政策，或者更好地称之为劳动者高效益政策。它们基于现有的本地跨部门合作和国家创新计划，但重点会放在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和助力低学历劳动者的技术上。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为美国、法国和英国勾画了此类计划的不同版本。

新的左翼必须直面新的经济结构和提升生产力的迫切需求。惟其如此，它才能转变为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政治运动并成为极右翼的可信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