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革命

发自伦敦—数字货币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交易方式以及对货币的思考方式？随着数字支付创新的狂飙突进，上述问题如今也引发了世界经济论坛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关注。

无论脸书公司（Facebook）自己的数字货币宏大计划（Libra，天秤币）最终成功与否，它都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曾说：“如果必将发生一场革命，那我们宁愿去引领它而不是遭遇它。”因此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去尝试塑造数字货币革命，而是如何塑造。

数字货币早已是金融领域的关键战场，科技企业，支付处理企业和银行都争着想让自己成为进入新兴平台型经济的门户。最终胜出者可能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在中国，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占据了全部移动支付的90％以上。在过去三年中，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美国运通（Amex）和PayPal这四家最大的上市支付企业的价值增幅都超过了五大技术巨头（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和Google）。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秤币其实算是姗姗来迟了。

数字货币所展现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在各个西方国家，转移资金的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而最终支付最多费用的却往往是那些支付能力最低的人。正如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提交给英格兰银行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对相关流程的改进将可以产生可观的回报和社会效益。

此外，尤其在涉及跨境支付时，许多新兴市场的需求（以及潜在回报）甚至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发送国际点对点汇款的平均成本约为总金额的7％，而改善主要支付渠道的工作也正在推进，例如国际汇款转账平台TransferWise就声称已将其客户的跨境转帐平均成本降低至0.74％。但由于反洗钱规则和低质量数据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因此构建一些较少人涉足的路线仍然是一个挑战。

在天秤币所引发的担忧之下，一些央行已开始探索发行自有数字代币的选项。其他则在研究数字货币所带来的棘手法律和监管挑战以维护自身货币和金融稳定。美联储主席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最近指出加密货币的风险大于收益。相比之下，中国人民银行则在向前迈进——尽管其发展方向并非加密爱好者所设想的去中心化或“无需许可”区块链模型。中国人民银行希望使用加密技术向几个主要银行发行令牌，再由它们将其传递给现有两层银行体系内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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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欧洲央行（或其他欧洲央行）想成为第一个发行数字货币的中央银行，那么机会就在眼前。对于那些正在思考数字货币所带出的选项的决策者，我的英国央行报告中提供了五点建议。

首先，货币当局应创立基础设施以使其他支付方式能实现互连。正如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通过授权非银行支付企业使用英格兰银行支付系统所展现的那样，一旦中央银行扮演了创新平台的角色，私营部门就将蓬勃发展。但成功将取决于新服务提供者访问央行基础设施的难易程度，而这需要精心设计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来接收和共享信息。

第二，政策制定者应引入下一代支付监管措施。需要更新规则以反映当前系统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风险。随着支付成本下降，数据的价值将会增长，但有关数据共享，安全性和责任的现有规则大多还处于原始状态。鉴于新服务提供商大量涌入，因此有必要进行分级监管（正如新加坡人所做的那样），并对支付企业的财务弹性和网络安保程度进行压力测试。

第三，政府需要倡导更为完善的数字身份识别体系，这对于改善金融包容性，遏制网络欺诈和降低成本至关重要。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例如，印度通过其Aadhaar国家生物识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身份识别问题，该计划大大简化了网络了解其客户的过程。虽然那些没有发行国家身份证传统的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它们的政府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或者使用现有的高质量国家数据集，例如护照和税号。

第四，所有国家都需要支持更强大的消息传递标准以改善跨境支付，降低成本并防止欺诈。正如邮政编码可以帮助邮件到达正确的位置一样，这样做也可以更好地标记付款人和收款人。

第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决策者需要制定一个减少现金使用路线图。在瑞典，过去十年间现金支付额下降了80％，而其他许多发达市场仅落后5~10年。数字支付带来许多好处，然而瑞典的经验也表明，如果缺乏协调一致的计划，变革的步伐可能会把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排斥在外。随着支付习惯的改变，每个国家都将需要一项战略来改善其支付基础设施（包括宽带和移动电话网络）以防止任何人被抛在后面。

支付创新正以令人眼花乱的速度发展。有些理念可能无法落地，而另一些想法可能需要进行转换以实现商业可行性。市场支配地位或网络安全风险等其他问题无疑将在政策辩论中变得更加突出。总而言之，无障碍，无欺诈且值得信赖的全球支付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很可能会超过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