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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婚姻危机为何如此事关重大

发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据报去年中国的新婚数量骤降了1/5,而这意味着官方公布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从2024年的954万降至2025年的730-780万。因此尽管中国拥有全球17.2%的人口,但其出生人数比率却只占不到6%,与尼日利亚相当。

此外2025年中国的生育率预计将降至每名妇女0.9胎(2.1胎为标准更替水平),仅为官方2016年时预测数字一半。这一人口现实如此令人担忧,以至于总理李强于本月初宣布政府将推出多项新政策来提高出生率。

但婚姻危机将大大削弱这些努力。结婚人数已从2013年的1347万对骤降至2024年的611万对——尽管2020-2024年期间的新冠清零政策引发了一些偏差。同样,同期的总体结婚率也从9.9‰降至4.3‰,而台湾为5.4‰,美国则为6.1‰(2023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面对的难处在于原因不只一个,其主要因素包括育龄人口持续下降、生活方式改变、(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对婚育观念的持续影响,男性持续供过于求以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图表1]

根据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61%的新生儿由20-30岁的女性所生。但该年龄段的女性人数已从2012年的1.11亿降至2024年的7300万,预计到2050年还将进一步降至3700万。因此即使生育率有所回升,出生人数也将继续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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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已导致中国新娘短缺和“彩礼”飙升(新郎的家庭至少要购买一套新公寓)。一般情况下出生时的男女性别比为102-106:100,而中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0-4岁儿童的性别比为120:100,江西省为133:100,湖北省武穴市为197:100。尽管男女比例差异极大,但仍有许多“剩女”,因为许多有女儿(几乎都是独生女)的父母将女儿的教育和经济独立置于婚姻之上,并对未来女婿寄予过高期望。中国25-29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2000年的9%猛增至2020年的33%和2023年的43%,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加速。

1980年中国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不仅提高了结婚门槛,还使离婚变得更加容易,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离婚率从1980年的0.3‰飙升至2019年的3.4‰。为此2021 年中国效仿英国和法国颁布一条新民法条款,规定离婚必须有30天冷静期。虽然这将离婚率降至2‰,但到2023年离婚率又反弹至2.6‰,远高于日本的1.5‰。

中国男女的生育窗口期都很短。女性到30岁时卵子数量一般只剩原本的12%,到40岁时只剩下3%。妇女流产风险从30岁以下的10%增加到35岁的20%,而40和45岁则分别为33-40%和57-80%。怀上唐氏综合症患儿的几率随着母亲年龄增长而增加,从20岁时的1/2000上升到35岁时的1/350和45岁时的最高达1/30。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养育子女的兴趣也在下降。

因此全世界约有2/3的婴儿是由30岁及以下女性所生。2021年美国初产妇的平均年龄27岁,墨西哥为27岁,而印度仅为21 岁。相比之下中国妇女的平均初产年龄已从2000年的25 岁上升到2020年的28岁,并在今年加速上升。上海的初产年龄从2019年的30岁上升到了2024年的32岁。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总体不孕不育率已从1970年代的1%-2%上升到2020年的18%。越来越多人在婚后或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变得无法生育。

那些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过度重视教育而轻视婚姻和生育。因此这些地区的未婚人口比例总体较高,而历史数据表明如果母亲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超过28岁,那要将生育率提高到1.5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际上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通常在16-18岁之间。但中国的最低结婚年龄在1980年被提高到男性22岁、女性20岁。人们已经习惯了晚婚晚育,现在将结婚年龄降至18岁对提高生育率毫无帮助。

与未婚人口比率飙升一样,普遍推迟结婚和生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政府追求人才红利和“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这些政策使得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人数分别从2000年的221万和12.9万增加到2024年的1069万(远高于今年出生人数)和136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日本,意味着前者的生育率将难以稳定在后者当前1.15的水平。

中国政府能否解决自身经济雄心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矛盾?从中国政府过去的努力来看,没有人敢打这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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