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会成为中国的陷阱吗？

发自剑桥—批评人士经常声称，中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债务陷阱外交”，以对加入其跨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施以控制。但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黛博拉·布劳迪甘姆（Deborah Brautigam）最近指出的那样，这种风险经常被媒体所夸大。事实上一带一路可能会带来另一种风险—对中国本身而言

在最近召开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承认了这种对“债务陷阱”的批评。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协助各国充分利用其存量资源。”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因为它表明中国已经更加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参与一带一路的63个国家中有8个面临着“债务困扰”的风险。

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言所说，“如果你欠银行一百英镑，你就有麻烦了。但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英镑，那就是银行的麻烦了。“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位被欠了一百万英镑的银行家。

尤其是中国可能沦为“讨价还价实力衰减模型”的受害者，该模式表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越多，其议价能力就会越少。像一带一路那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们体量庞大，是实打实的钢筋水泥，只有建设完毕才能有经济价值。

不出所料，一些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现在要求重新谈判条款，而且通常是在项目启动后。中国可能被迫提供更有利的让步以保持项目的正常进行。比如马来西亚就在4月中旬宣布，在去年大选之后被政府搁置的一个重大一带一路铁路项目现在将在“重新谈判后”继续进行。据媒体报道建设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其他BRI国家可能也会要求减免和注销债务，而其成本最终将由中国储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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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可能会为中国带来额外的隐性成本。首先，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赚钱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方面的证据还很薄弱。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在其增长起飞之后才建立了大部分现有基础设施。比如在1980和90年代，尽管铁路网络总里程较短，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6年中国有总长56678公里的铁路线，印度则有62915公里。中国的增长不是由基础设施来启动了，而是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增长无法在一带一路国家实现，成本可能最终只能由中国企业承担。

此外，中国的许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个该计划下的主要投资接收国——都存在风险。除了极高的政治、经济和违约风险之外，该国在教育指标方面的评分也很低。根据一份报告，巴基斯坦的识字率在221个国家中排名第180位。这也是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潜在危险信号，因为研究表明对有形基础设施的投资只会为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带来增长。中国本身也从基础设施投资中受益，因为它也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同时也不应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帮助重建西欧的援助计划，也是大规模投资项目如何促进增长的一个案例。而马歇尔计划之所以如此成功——而且花费成本跟一带一路相比较小——因为它帮助的是那些因战争而暂时受到破坏的治理良好国家。援助在此只是刺激增长的引子。相比之下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深陷经济和治理问题的泥沼，缺乏实现增长的基本要素。仅仅帮它们建立基础设施是不够的。

最后一带一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有部门，使得其中一种长期威胁该国经济的因素进一步凸显。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2018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仅占一带一路投资的28％（根据最新数据），比2017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巨大的体量，在加上中国国有部门盈利能力不足的现状，意味着该计划下的项目可能需要中国各大银行的大力支持。因此，一带一路投资将不可避免地与已经面临高税负和对美贸易战的国内私营部门争夺资金——以及越来越宝贵的外汇资源。

此外，作为中国私营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企业正在退出该国。包括亚马逊，甲骨文，希捷和优步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以及日本的东芝，三菱和索尼，都已经缩减或完全放弃了在华业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201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有26亿美元，而2002年为54亿美元。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在与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经济上不透明，经济落后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贸易战，强大的国有部门和保护主义使中国与西方渐行渐远。

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和发展出承担一带一路项目的能力，正是因为其经济向全球化，西方技术和专业知识敞开了怀抱。与其与西方的交往相比，一带一路可能会催生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麻烦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出口前景越来越受地缘政治因素所笼罩，也有必要去重新思考一带一路的步伐，范围和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