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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界会为抛弃民主而后悔的

发自纽约——美国大企业似乎正在抛弃民主,或者至少看上去如此。房地产投资/私人股权投资集团黑石集团的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是最近一位表态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商界领袖。各大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是如此,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近期曾表示特朗普对北约、移民和许多其他关键问题的看法“有点道理”。

自从2021年1月特朗普的追随者们冲进国会大厦阻止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认证工作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叛乱事件发生后那几个星期,许多企业都郑重承诺不会资助那些否认乔·拜登胜选公平公正性的候选人。但事实证明这些承诺不过是些空话。

当然,商界从未真正表现出对民主治理的偏好。当涉及到自身运营时,它更喜欢独断专行而非自我治理。首席执行官要求管理者和工人对其唯命是从,而本应掌权的股东却很容易被经济回报所安抚,极少采取集体行动来向高管问责。

是什么让这些企业领导人如此强大?标准答案是他们控制着公司的资产。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所谓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使资本家能够从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从那时起各类经济模型都证实了马克思的观点,表明对资产的控制确实会转化为对劳动的控制。

不过情况要复杂一些。毕竟,施瓦茨曼和戴蒙既不拥有他们公司的机器,也不拥有容纳他们雇佣的交易员、投资者或银行员工的办公楼。他们可能拥有自己商业帝国的股份或是可供购入更多公司股份的期权,但这些股份通常只占全部流通股的一小部分。虽然股东——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视为所有者,但股权并不赋予他们对企业运营或资产的控制权。相反它赋予了股东投票选举董事、买卖股票和收取股息分红的权利。

但尽管首席执行官们犹如真正的主人般进行统治,他们其实是通过自己借以建立帝国的法律工具所赋予的权力来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可以依靠那些将股东置于劳动者之上的公司和劳动法;可以仰仗保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金融法规;还能指望中央银行和纳税人慷慨解囊——这两者经常会在他们玩得过火时出手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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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依赖关系很少得到承认,而民主在确立法律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更是如此。与服从集体自我治理相比商界领袖更乐于跟自己做交易,但他们也深深依赖于法律以及作为法律基石的政治制度。

通过自我交易,他们正在重演早期的国家构建史——已故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其比喻为 “有组织犯罪”。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政治领导人通过定期与自己的朋友们达成交易来保持权力,而那些朋友们又会与他们需要拉拢的下线人士达成更多交易。社会中的“其他人”则如同走卒:有权有势者可以利用剥削这些人得来的资源去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和平。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与写入法律的交易不同,这类安排无法强制执行。没有什么能阻止未来的总统违背竞选时对商界领袖做出的承诺,而特朗普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作为商界领袖、总统或普通公民的他都对法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约束不屑一顾。这使他成为一个极不可靠的商业伙伴,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许多商界领袖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们想获得更多的权力、更低的税收、更少的法律和监管限制。有些人会试图达成交易以防特朗普对他们过去的不忠或轻视进行报复。但他们最终得到的都将是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这对商业不利。

这种现象可以被命名为香港综合症。当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倡导者们走上街头抵制中国大陆政府的中央控制时,大多数商界领袖(以及大型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却都保持沉默并随后拥护终结香港相对自治状态的维护国家安全法。相比对中国政府的畏惧,他们对民众的畏惧想必更大,因此才会对镇压示威后恢复秩序表示欢迎。

但这一策略却起到了反效果。国家不仅加强了对民主倡导者的控制,也加强了对商界的控制。企业纷纷采取自救措施,将数据中心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给在港员工提供一次性号码手机,并以其他方式减少在这个曾经作为全球市场和金融中心而闪耀的城市的存在。

他们不明白个人自卫比集体自卫成本更高、效果更差。后者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法治反映了对强有力自我治理的真正承诺,而不只是一块大企业统治的遮羞布。当施瓦茨曼、戴蒙和其他美国商业巨头发现为拥护特朗普而抛弃民主的代价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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