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对皮凯蒂

伯克利—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强调了北美和欧洲在一战之前的镀金时代和二战后的几十年之间的向明对比。在前一个时期中，经济增长缓慢，财富主要靠继承，富人主宰了政坛，经济（以及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畸高。

但经历了二战剧变后，一切都改变了。收入增长加速，财富主要靠挣（不管公不公平），政治由中产阶级主宰，经济不平等也相当温和（即使种族和性别平等仍然大大落后）。西方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趋势似乎开始稳步退回一战前的范式。

皮凯蒂的中心思想是我们不必为这一变化感到惊奇。我们退回镀金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是可以预期到的，因为北美和欧洲回归了正常资本主义社会。

皮凯蒂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财富被继承是常态。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是常态。财阀精英一旦形成就将利用其政治权力影响经济，使其成员攫取社会收入的大部分，这是常态。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也是常态；毕竟，高速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而因为受到破坏的将是财阀的财富，因此他们不可能鼓励创造性破坏。

自该书出版以来，皮凯蒂的观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大部分批评都很平庸；它们给我的印象不像是有鉴赏力的才智之士所为，倒像是崛起的财阀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表现。

但是，在这些聒噪中间，有两个角度的批评表明皮凯蒂也许错了，两个角度都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特征以及不平等性问题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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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抨击阵营的现代领军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马修·荣利（Matthew Rognlie），尽管他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凯恩斯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和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会产生一个积累财富的阶级，从而出现尖峰分布，在这一点上，荣利和皮凯蒂意见一致（凯恩斯亦然）。但荣利不同意接下来的内容。他指出，资本集中度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自我纠正的，因为这会导致利润率的更大比例的下降。

根据这一观点，不平等的财富分布会产生凯恩斯所谓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并由此导致资本家用于榨取资本的稀缺价值的累计压迫力的安乐死。”结果是经济出现相对平等的收入分布和一个富人话语权相对较小的政治体系。我对这套推理的评价是毫不含糊的“可能”。

第二个抨击阵营则是以皮凯蒂之矛攻皮凯蒂之盾——并不是以他写得著作，而是以他在成为名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后的行为。

皮凯蒂的书鼓励消极反应。它描述了有利于主宰性财阀形成的力量，这些财阀如此强大，只有通过世界大战和全球革命才能遏制它们——即便如此，纠正仍只是暂时性的。

但皮凯蒂的行为绝不像是记录不可避免的命运的消极编年史家。他的行为让人相信他认为他在其书中所描述的力量是可以抵挡的。如果我们看看皮凯蒂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写了些什么——似乎很明显他认为我们能够集体决定我们自身的命运，即便环境非他（或我们）所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