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delsky_Hasan MradDeFodi Images News via Getty Images)_immigration Hasan Mrad/DeFodi Images News via Getty Images)

欧洲移民问题的根源

发自伦敦—2023年,有15万移民为了逃离本国的战争、瘟疫和饥饿而乘坐小船从北非穿越地中海中部。多年来已有数千人因船只倾覆或起火而丧生。虽然这些悲剧经常引发人道主义关切,但移民的持续涌入也助长了民主世界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

一部1990年上映的、富有预见性但如今几乎无法找到的电影则暗示了某些更黑暗的结局。改编自威廉·尼科尔森(William Nicholson)的剧本,由大卫·惠特利(David Wheatley)执导的《进军》The March)讲述了数千名饥饿的苏丹难民前往地中海沿岸试图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却遭遇了一堵机枪墙的故事。电影中描述的危机现在看来纯属虚构。然而苏丹正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性饥饿。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些事情是人们没有做对的?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正是为了避免电影中描述的情景而设。2000年,联合国191个成员国承诺到2015年要将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人口数量减半。大部分关注点都集中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而对全非洲的发展援助规模将达到1650亿美元。

但这些千年发展目标只实现了一部分。极端贫困提前实现了减半,但主要原因是2000-2015年间中国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每年都实现了惊人的10%增幅。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8%,其增长大大降低了全球贫困人数。此外中国实际收入的增长不仅得益于其经济生产力,还得归功于该国人口数量的稳定。中国摆脱贫困的过程并未因人口数量增加而受到阻碍或逆转,而印度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只是幅度没那么大而已。

相比之下,马尔萨斯理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适用。2000-2015年间该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5%,但其人口数量却从6.7亿增长到10亿。这一趋势导致其实际人均增长率降至约1%,远不足以实现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50%的目标。尽管1990-2015年间非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54%下降到了41%,但其绝对数量却从2.78亿增加到了4.13亿。降低婴儿死亡率这类可喜成果在生育率下降之前就已经改善了人们生存状况。

非洲未能摆脱马尔萨斯循环的原因包括暴力、敲诈勒索、气候变化和意识形态。一些非洲国家长期由不断争夺石油、矿产和水等稀缺资源控制权的军政府和裙带资本主义者统治,而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组织继续在位处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萨赫勒地区散布恐怖。

Winter Sale: Save 40% on a new PS subscription
PS_Sales_Winter_1333x1000 AI

Winter Sale: Save 40% on a new PS subscription

At a time of escalating global turmoil,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ncisive, informe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and questions driving the news – just what PS has always provided.

Subscribe to Digital or Digital Plus now to secure your discount.

Subscribe Now

这些政治学家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所谓的“新战争”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而非洲之角地区也经历了多年的严重干旱,致使数百万人陷入饥荒。国际社会为此制定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新减贫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后期限却被一再推迟。

关于对局势的不同经济分析,人们可以参考发展经济学家杰弗里·D·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观点。萨克斯认为,为了实现增长,贫困国家需要外国援助来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只要有针对性地投资于卫生、教育、农业和基础设施就可以消除极端贫困,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直缺乏所需规模的融资,这是因为富裕国家大多违背了承诺,没有提供相当于自身GDP0.7%的资金用于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

相比之下,科利尔觉得援助固然重要,但萨克斯的诊断忽略了治理的重要性。在缺乏良好治理的地方,任何资金都会被敌对的军事集团夺去用来发动战争,就像那些发放给债台高筑国家的私人贷款最终会遭遇违约一样。萨克斯认为治理不善是因为国家贫穷,而科利尔的想法则恰恰相反。

这两种观点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萨克斯倾向于将目标明确的外国援助视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科利尔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进行外国干预以确保这种援助的有效性,因此国际维和部队、自然资源管理的全球标准以及对外国对一些战略部门的控制都应该是发展工具包的一部分。这些结论不可避免地招来了新殖民主义的指控。尽管如此,科利尔抛开帝国主义和民族主权的纠葛(他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成功的非洲政治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允许武器、食品和大宗商品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和(使中国加入争夺非洲矿产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或至少加剧了——国家失败。以效率为名破坏传统农业体系的做法让世界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严重依赖波动频繁的粮食进口。正如我们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所看到的那样,封锁、制裁和其他阻碍小麦和化肥出口的措施给非洲经济造成了大规模的附加损害。粮食价格上涨可能会给欧洲带来困难,但它带给非洲的却是饥荒。

多年来“欧洲堡垒”一直试图通过贿赂(资助土耳其和希腊岛屿上的难民营)和武力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但《进军》传达的信息仍然有效。欧洲无法通过这些方法将自己与非洲隔离开来。如果后者的大规模饥荒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前者在移民问题上的困境也永无终结。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英国上议院成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他是约翰

·梅纳德·凯恩斯获奖传记的作者,也是《机械时代:一个理念,一个历史,一个警

https://prosyn.org/2YJ0H2u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