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受得起绿色援助吗？

阿克拉—许多全球发展人事在推动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支付，以帮助它们在不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转向更清洁的能源。 这一倡导提出了重要的经济问题，在主流媒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以非洲为例。 据说这个世界第二大洲仅占历史碳排放量的 1%。 如今，它仅产生全球排放量的 4%。 非洲每年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总量约为 14 亿吨，其中 35% 来自南非。

非洲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全球人均平均水平的20%。 然而，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说法，世界每年需要减少近一百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才能实现 2030 年“最高升温 2°C”的目标。 因此，严峻的现实是，让非洲一路实现净零排放将使非洲人承担全球成本的很大一部分。 非洲为实现这一排放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估计为 1.3 万亿美元，这正是非洲领导人及其顾问要求世界其他国家支付的金额。

但是，如果发达国家不是花钱让非洲不造成污染，而是花钱让非洲建设更多的碳密集型产业，那会怎样呢？ 这听起来很离谱，直到人们意识到，非洲每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约为 800 亿美元。 根据目前工业化碳密集度基准，非洲每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增加三个百分点，相应的排放量增加约 100%。 这种提振所需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 400 亿美元，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数字增加到 800 亿美元。

如果将非洲的排放量和外国直接投资翻一番，由于乘数效应，过去几十年 4.6% 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会上升到近 8% 或可能更高。 以这种速度增长，到 2030 年非洲人均收入将翻一番，这足以使 90% 的人口摆脱贫困。 如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长期成立，这将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许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下降。

非洲的制度环境可能更乐于接受污染行业，而不是绿色行业，原因很简单，绿色产业需要更高水平的技能、资本和购买力。 鉴于非洲的净贡献较小，允许非洲脱碳的时间更长是明智的，因为较富裕的国家在转向绿色产业方面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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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道德要求不谈，经济分析可能会产生一些违反直觉的结果。 许多人对非洲“绿色援助”的依据持怀疑态度。 而且，考虑到非洲的非人类排放量远高于世界上最大的总体污染国美国的总排放量，其他人质疑非洲人为排放量的边际减少对于全局到底有什么影响。

制度接受度可以概括为涵盖制度质量的全部背景。 一些人认为，以前对非洲的“正常援助”的结果喜忧参半。 毕竟，“气候金融”并不是真正的新援助类别，而只是对来自同一批发展援助资金的重新命名。 那么，有什么依据可以相信 1.3 万亿美元的“绿色援助”可能会产生普遍积极的结果呢？ 如此复杂的信任因素使制定绿色援助以资助非洲等地的净零转型的过程变得复杂。

援助效果的惯性支持促进不附加绿色条件的“正常 FDI”的建议。 非洲已经适应了这种融资。 需要深入制度改革的绿色援助新范式遭到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怀疑，即使没有公开表达过。 越来越多的应对气候金融腐败的框架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

当然，私人投资者可以自己采取行动“绿化”外国直接投资，但跨国私人市场的协调很困难，使任何此类转变变得复杂。 需要新的多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协调道德、政治和经济权衡，但进展缓慢，正如我们在绿色气候基金中看到的那样。

这些新结构的制度化需要时间。 没有它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大量绿色融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和非洲仅仅是为了支付公正气候过渡费用。 这种悲观情绪很少能够平静地表达。 但是，如果前景如此黯淡，为什么还要继续伪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