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新加坡—尽管2019年全球多个城市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群众抗议活动，但它们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在许多国家，对政府或市场能给予人们以公平机会的信任业已流失。令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人们之间的团结感已被“非敌即友”的思维所取代。
这些紧张状况的呈现方式根据每个人所处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反映了一些潜在现实。许多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犹如一潭死水，经济增长也已放缓，年轻人获得好工作和拥有住房的机会更少，收入和财富差距却扩大了。虽然全球化和新技术推动了这些趋势，但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少数几个成功避免工资增长停滞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国家（如瑞典和新加坡）实际上比大多数国家更容易受到这些力量的影响。在此最重要的是政策应对措施，以及政府，企业和工会是否承担起解决困难的责任。
问题在于信任和团结的流失正在分裂政治并破坏民主机构进行有效回应的能力。反过来，这削弱了各国进行合作以确保全球增长，避免危机和确保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对一个广泛政治中心的信心。从根本上讲，这需要一个更为大胆的社会构想。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重拾乐观情绪，就需要对实现广泛繁荣的社会基础投入更多坚定且持续的投资——这些基础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都处于日久失修状态，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每个人的人生初期给予他/她一个更好的机会，并随后给予第二和第三次机会，使得所有人的人生道路都不至于受困于自己的起点。通过我们的政治，以及在我们的学校，社区和就业中，我们必须在不同社会和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亲和感，这对于降低民粹主义诉求的吸引力至关重要。
当每个人都处在各自进步的绝对流动性中时，促进相对的社会流动性要容易得多。我们必须确保这种向上的自动扶梯能继续运行。因为一旦自动扶梯减速或停止，身处扶梯中部的人们都会变得更加焦虑——不仅针对前面那些渐行渐远的人，而且对于那些可能后面居上者。因此扭转生产率增长乏力的长期趋势并恢复经济活力是必要的第一步。
但是，从中心进行治理还必须涉及对前端因素的干预以纠正不平等的根源。我们必须弥合孕产妇保健和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差距以避免人们陷入终身不利境地。我们必须提高工人的技能，让他们可以在工作中适应新的任务，而不是坐等新的劳动力节约技术使之流离失所。我们还必须应对一些日益孤立的社区，这些社区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并塑造了不同的生活志愿。这些都绝非易事，但相对于解决后端形成的更大问题可要容易得多。
这些任务不能留给市场，因为市场本身往往会强化最初的劣势和优势——通过选择伴侣，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以及基于教育或社会门第而雇佣员工等等 。同时也不应贸然将前端干预措施都归类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而去反对采取这些措施。因为政府以及我们所有人必须降低市场的“社会工程”效应，减少机会不平等，并防止下层阶级以及其他遗留问题变得根深蒂固以致无法以民主制度可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
新中心的社会契约必须催生出集体团结和个人责任，并超越左右两派的传统叙事。右派往往将人们的生存状况归因于他/她们是否对自己负责。然而个人不负责任现象并未激增以解释许多国家所出现的长期生产率低下和工资增长缓慢，中产阶级失业或者地区差异扩大现象。
同样，左派将注意力集中在重新分配上并以此作为针对不平等现象的应对措施，但这其实是基于一个对国家角色和我们彼此间集体责任的过度狭隘看法。但即便在主要的社会民主国家中这种观点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面对普通劳工家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遭遇的巨大困境，传统左派的表现本该比他们的实际表现要好得多。
与其将集体团结和个人责任视为替代选项，我们应该去寻找能令这两者相互强化的手段。国家及其社会伙伴必须扩大机会面，并提供人们在抓住机遇以及在教育，就业和为社区做出自身贡献方面实现成就所需的支持。这种个人和集体责任的契约正是社会振兴战略得以成功的要件。社会将孜孜不倦地支持那些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人们。
如果设计得当，各类进步性的财政体系（对穷人和中产阶级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同时支撑增长和包容性。而它们在维持对开放且基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支持方面也至关重要。
但是新中心的先进性必须更加强调社会流动性促进战略，并在失业以及某些行业整体衰败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城镇和地区实现自我再生。关于公共，私人和教育参与者所构成的本地网络如何促进再次增长的成功案例展现了那些设法赋权予人民的策略，并且与传统那种“补偿失败者”且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排斥感的再分配方案存在根本性差异。
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必须包括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公共产品上。许多国家的财政政策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偏移，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目标，注重个人福祉而非社会福利基础。无可否认，对贫困和中等收入人士的补贴对于确保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的公平机会至关重要，同时对低工资进行补充（例如通过负所得税）的政策也是如此，但是对公共产品的投资（高效的公共交通，优质的公立学校，研究与开发，博物馆和公园，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等）最终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恢复乐观情绪至关重要。
最后，新的政治中心必须承担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世界的责任，并调动年轻人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应继续推迟为应对气候危机以及世界生态平衡业已危急的转变而应采取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如何的拖延都是冒着对各地子孙后代酿成残酷后果的风险。
同理，我们不能继续将缺乏资金来源的医疗和养老金系统的负担推向下一代。新的政治中心必须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但可持续的改革。这要求在我们民主国家内部发展出一种足以认识到我们自身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集体能力。一些社会正在发展这种能力，但许多社会则出现了某些在无视当前或未来必要支出的情况下承诺好处的趋势。
重建对中心的信心将需要达成可以支持上述基本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共识。在当今这个支离破碎的政治环境中，这需要领导才能，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灵活度。但是建立这种新共识所耗费的时间越长，对民主国家的成色以及多边秩序的破坏就越持久，恢复它们的难度也因此越大。
发自新加坡—尽管2019年全球多个城市都不约而同地爆发了群众抗议活动，但它们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在许多国家，对政府或市场能给予人们以公平机会的信任业已流失。令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人们之间的团结感已被“非敌即友”的思维所取代。
这些紧张状况的呈现方式根据每个人所处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反映了一些潜在现实。许多国家的社会流动性犹如一潭死水，经济增长也已放缓，年轻人获得好工作和拥有住房的机会更少，收入和财富差距却扩大了。虽然全球化和新技术推动了这些趋势，但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少数几个成功避免工资增长停滞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国家（如瑞典和新加坡）实际上比大多数国家更容易受到这些力量的影响。在此最重要的是政策应对措施，以及政府，企业和工会是否承担起解决困难的责任。
问题在于信任和团结的流失正在分裂政治并破坏民主机构进行有效回应的能力。反过来，这削弱了各国进行合作以确保全球增长，避免危机和确保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对一个广泛政治中心的信心。从根本上讲，这需要一个更为大胆的社会构想。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重拾乐观情绪，就需要对实现广泛繁荣的社会基础投入更多坚定且持续的投资——这些基础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都处于日久失修状态，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在每个人的人生初期给予他/她一个更好的机会，并随后给予第二和第三次机会，使得所有人的人生道路都不至于受困于自己的起点。通过我们的政治，以及在我们的学校，社区和就业中，我们必须在不同社会和种族背景的人们之间建立亲和感，这对于降低民粹主义诉求的吸引力至关重要。
当每个人都处在各自进步的绝对流动性中时，促进相对的社会流动性要容易得多。我们必须确保这种向上的自动扶梯能继续运行。因为一旦自动扶梯减速或停止，身处扶梯中部的人们都会变得更加焦虑——不仅针对前面那些渐行渐远的人，而且对于那些可能后面居上者。因此扭转生产率增长乏力的长期趋势并恢复经济活力是必要的第一步。
但是，从中心进行治理还必须涉及对前端因素的干预以纠正不平等的根源。我们必须弥合孕产妇保健和儿童早期发展方面的差距以避免人们陷入终身不利境地。我们必须提高工人的技能，让他们可以在工作中适应新的任务，而不是坐等新的劳动力节约技术使之流离失所。我们还必须应对一些日益孤立的社区，这些社区使得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并塑造了不同的生活志愿。这些都绝非易事，但相对于解决后端形成的更大问题可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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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任务不能留给市场，因为市场本身往往会强化最初的劣势和优势——通过选择伴侣，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以及基于教育或社会门第而雇佣员工等等 。同时也不应贸然将前端干预措施都归类为“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而去反对采取这些措施。因为政府以及我们所有人必须降低市场的“社会工程”效应，减少机会不平等，并防止下层阶级以及其他遗留问题变得根深蒂固以致无法以民主制度可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
新中心的社会契约必须催生出集体团结和个人责任，并超越左右两派的传统叙事。右派往往将人们的生存状况归因于他/她们是否对自己负责。然而个人不负责任现象并未激增以解释许多国家所出现的长期生产率低下和工资增长缓慢，中产阶级失业或者地区差异扩大现象。
同样，左派将注意力集中在重新分配上并以此作为针对不平等现象的应对措施，但这其实是基于一个对国家角色和我们彼此间集体责任的过度狭隘看法。但即便在主要的社会民主国家中这种观点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面对普通劳工家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遭遇的巨大困境，传统左派的表现本该比他们的实际表现要好得多。
与其将集体团结和个人责任视为替代选项，我们应该去寻找能令这两者相互强化的手段。国家及其社会伙伴必须扩大机会面，并提供人们在抓住机遇以及在教育，就业和为社区做出自身贡献方面实现成就所需的支持。这种个人和集体责任的契约正是社会振兴战略得以成功的要件。社会将孜孜不倦地支持那些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人们。
如果设计得当，各类进步性的财政体系（对穷人和中产阶级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同时支撑增长和包容性。而它们在维持对开放且基于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支持方面也至关重要。
但是新中心的先进性必须更加强调社会流动性促进战略，并在失业以及某些行业整体衰败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城镇和地区实现自我再生。关于公共，私人和教育参与者所构成的本地网络如何促进再次增长的成功案例展现了那些设法赋权予人民的策略，并且与传统那种“补偿失败者”且未能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排斥感的再分配方案存在根本性差异。
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必须包括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公共产品上。许多国家的财政政策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偏移，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目标，注重个人福祉而非社会福利基础。无可否认，对贫困和中等收入人士的补贴对于确保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的公平机会至关重要，同时对低工资进行补充（例如通过负所得税）的政策也是如此，但是对公共产品的投资（高效的公共交通，优质的公立学校，研究与开发，博物馆和公园，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等）最终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恢复乐观情绪至关重要。
最后，新的政治中心必须承担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世界的责任，并调动年轻人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应继续推迟为应对气候危机以及世界生态平衡业已危急的转变而应采取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如何的拖延都是冒着对各地子孙后代酿成残酷后果的风险。
同理，我们不能继续将缺乏资金来源的医疗和养老金系统的负担推向下一代。新的政治中心必须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但可持续的改革。这要求在我们民主国家内部发展出一种足以认识到我们自身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集体能力。一些社会正在发展这种能力，但许多社会则出现了某些在无视当前或未来必要支出的情况下承诺好处的趋势。
重建对中心的信心将需要达成可以支持上述基本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共识。在当今这个支离破碎的政治环境中，这需要领导才能，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灵活度。但是建立这种新共识所耗费的时间越长，对民主国家的成色以及多边秩序的破坏就越持久，恢复它们的难度也因此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