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存亡的乌克兰文化战争

发自纽约——2022年，立陶宛时任文化部长西蒙纳斯·凯里斯（Simonas Kairys）认为表演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不再是庆祝圣诞季的适当方式。立陶宛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而认为俄罗斯文化无法与俄帝国主义完全分离的凯里斯则呼吁进行“心理隔离”，也就是“文化的去殖民化”。

而在去年年底，新任文化部长沙鲁纳斯·比鲁蒂斯（Šarūnas Birutis）宣布他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没有理由去禁止它。一些立陶宛人表示赞同，其中包括另一位前文化部长，他表示：“我们与苏联势力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不禁止任何事物的自由。”

立陶宛围绕《胡桃夹子》的争论与乌克兰的类似——但通常更加激烈的——争论相仿。2023年，基辅市议会决定不得在公共场合展示任何俄罗斯音乐、戏剧、书籍和艺术作品。普希金这位俄国最伟大诗人的雕像因此被从各类公共场所移除。

当然，出于爱国情绪而查禁敌国相关艺术作品的做法并非今天才有。一战期间一些英国人曾希望禁止演奏德国音乐，甚至有人提议用英国制钢琴取代德国产品。

而二战爆发后音乐在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则截然不同。英国著名钢琴家迈拉·赫斯（Myra Hess）在伦敦举办了多场著名的午餐音乐会。作为犹太人，她认为演奏德国伟大作曲家的音乐并无不妥。对她以及那些蜂拥而至的伦敦听众来说，莫扎特、贝多芬和巴赫不仅属于德国，更属于全世界。

在纳粹德国，官方场合（比如希特勒的生日）也会演奏同样的音乐以彰显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当时最著名的德国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并不质疑德国音乐的崇高地位，但他不是纳粹。在他看来伟大的音乐可以让人们超脱于政治和战时宣传的影响，因此他拒绝离开自己的祖国，也并未停止在德国演出。

Winter Sale: Save 40% on a new PS subscription

Winter Sale: Save 40% on a new PS subscription

At a time of escalating global turmoil,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ncisive, informe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and questions driving the news – just what PS has always provided.

Subscribe to Digital or Digital Plus now to secure your discount.

Subscribe Now

纳粹也从未全面查禁过“敌对文化”。在整个二战期间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在德国上演，尽管《威尼斯商人》带来了一些问题：犹太放债人夏洛克或许会唤起人们略显过多的同情。

战时宣传的目的之一就是丑化敌人，将他们描绘成非人类。1941年12月之前好莱坞电影在日本（以及德国）极受欢迎。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政治宣传机器将美国人描绘成了“魔鬼和野兽”，而后者那些恶毒和粗鄙的文化产品则被迅速查禁。

那么禁止另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品是否是个好主意呢？从原则上看答案是否定的。柴可夫斯基不能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战争负责。不让公众欣赏伟大的艺术作品会产生狭隘、地方化的影响。而贝多芬、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艺术家本身就是超越国界而存在的。

但乌克兰人也许应该得到一些宽容。英国在二战期间并未面临遭遇德国文化统治的危险，更不用说被强行同化了。而普京则希望建立一个更广阔的俄罗斯世界（Russkiy mir），在这个世界中周边国家都听命于克里姆林宫，其文化被矮化为官方场合的民间舞蹈，因此也对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构成了根本性威胁。

直到最近乌克兰各大城市的精英阶层还在讲俄语而非乌克兰语——前者甚至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第一语言。而作为将乌克兰人视为更广大俄罗斯世界中的少数民族的大批俄罗斯人之一，普京还把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宣扬为一个“团结俄罗斯人民”的举措。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也有理由担心被俄罗斯母亲强行拥抱的可能性——毕竟这种情况以前发生就过。

谈到文化去殖民化，乌克兰与欧洲在亚非的前殖民地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当地有些精英也确实被英国化或法国化了。但更好的比较对象是1910-1945年间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朝鲜。在此期间朝鲜人与其说是殖民地的臣民，不如说是备受鄙视的二等公民。在日本帝国统治后期他们甚至被迫取日本名字并以日语接受教育。

在日本战败后，那些几乎完全剥夺了自身身份定义的朝鲜人抵制一切日本事物，也因此缩窄了文化视野。日本电影、漫画、流行音乐和文学作品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重新进入韩国，但并不总是受到接纳。

对于我们这些崇尚普世人文主义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沙文主义即使不是偏执，也显得狭隘。但朝鲜民众曾经为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文化曾经是个生存攸关之事。

这对当今的乌克兰人也是一样。尽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音乐、艺术和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排斥这些作品也并不能促进乌克兰的普世人文主义，但乌克兰人还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必须努力维护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还有自己的政府。一旦确保了自己的主权，那乌克兰人——还有立陶宛人——就没有理由再害怕普希金的诗歌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