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的社会契约迈进

发自伦敦—每个社会都构建在一个由规范、体制、政策，法律和对需要支持者的承诺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上。在传统社会中，此类义务主要由家庭和亲属承担；而在发达经济体中，这类负担则更多地落在国家和市场身上（以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形式）。但即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家庭（提供无偿的照料工作），民间社会（支援和慈善组织）和雇主（作为健康保险的购买者或失业保险的赞助者）仍然维护着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并不是福利国家的同义词。相反，福利国家是指一份社会契约中通过政治进程以及随后的国家行为——直接通过税收和公共服务或是间接要求私人部门提供某些利益的法律——而促成的某几个维度。因此对福利国家的最佳理解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再分配机制，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人生命周期中生产力和保护的来源。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希尔斯（John Hills）所表明的那样，大多数人对国家的贡献与他们得到的回报一样多。

尽管如此，定义发达国家政治走向的许多愤怒情绪都来自于人们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观感。那些出身卑微的人觉得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农村地区的人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一面倒地偏袒城市居民；土生土长的人忧虑移民在承担责任之前先领取津贴；男性感到自己历来享有的特权正在被削弱；老年人认为年轻人没有感激自己过去付出的牺牲，年轻人则越来越厌恶老年人，觉得他们给社会保障计划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留下了破坏环境的烂摊子。所有这些不信任和仇恨都成为了民粹主义者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