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进步派日程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公共支出。凯恩斯也要求决策者要有大视角。“对政府来说，一个要点是不要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他在1926年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中指出，“而是要做现在没人在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战略性地思考投资如何帮助决定公民的长期前景。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更进一步，指出“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的产物。换句话说，市场不是国家可以进行好或坏干预的自由王国；相反，它们是公共——而不是私人——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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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站在新年的门口，一个在经济学家之间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的旧争论再次热门起来：紧缩是帮助还是伤害了经济增长？广泛而言，争论者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保守派要求限制公共支出，亦即小国家；进步派则支持加大公共品投资和服务投资力度，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
当然，现实要比简单区分更加复杂，即便是正统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同意紧缩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时指出，如果政府在衰退期间削减支出，那么短期的衰退有可能演变为全方位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的紧缩时期正是发生了这种情况。
但进步派日程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公共支出。凯恩斯也要求决策者要有大视角。“对政府来说，一个要点是不要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他在1926年的著作《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中指出，“而是要做现在没人在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战略性地思考投资如何帮助决定公民的长期前景。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更进一步，指出“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的产物。换句话说，市场不是国家可以进行好或坏干预的自由王国；相反，它们是公共——而不是私人——行为的结果。
做出投资决策、预测新市场的出现的企业很能理解这一事实。许多顶层管理者自视为“财富创造者”，他们学习决策科学、战略管理和组织行为学。他们被鼓励冒险和与惰性作斗争。
但如果价值系集体创造，那么追求公职的人也应该去学习如何像冒险家那样思考。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务员并不认为自己是财富或市场创造者，最多只是市场修补者，往差了说甚至有可能是财富创造的阻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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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自我概念的差异部分源自主流经济理论，即认为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应该干预。国家的角色是建立和执行游戏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为基础设施、防务和基础研究等公共品提供资金，以及制定污染等负外部性的机制。
当国家的干预超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使命的范畴，常常会遭到指责，说它们制造了市场扭曲，比如“挑选赢家”或“挤出”私人部门。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它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致公务员认为他们应该尽量少占据公共空间，担心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糟糕。
这一思维导致许多政府采纳了来自私人部门的计算规则，比如成本收益分析，或干脆打着效率的名义，将一些功能外包给私人部门。但这一方针不但没能实现目标，反而破坏了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心，使它们很难与企业一起面对诸如气候变化和老龄化人口的医疗服务供给等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情况并不是从来就是这样。在战后时期，两家美国政府机构——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创造了日后的互联网。这两家机构都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被授予重充足的拨款和明确的目标。它们的任务导向方针让它们能够吸引顶级人才，而它们的工作人员被要求要有大视野、敢于冒险。
类似地，成立于2009年的美国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PRA-E）负责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电池储存方面的重大创新。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拨款资助了许多重磅新药的开发。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雄心勃勃的BBC计算机文献工程使其对微型计算机投入重金。设备部件的采购让先进RISC机器公司（Advanced RISC Machines），即日后的Arm公司，做大做强，最后成为国家骄傲。
如今，情况正好相反。许多任务导向的公共机构被削弱。NASA日益被要求从眼前的经济价值角度，而不是从追求远大目标的角度，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BBC也根据日益狭隘的指标被评估，这些指标或许可以用来论证高质量内容的投资，但无法用来支持不拘一格的公共价值创造。
公共价值并不仅仅意味着再分配现有财富或纠正影响公共品的问题。相反，它意味着在不同领域共同创造价值。当任务驱动的公共部门行动方精诚合作解决大规模问题时，它们也共同创造了影响增长率和增长方向的新市场。
但共同创造价值和引导增长方向需要实验、探索和试错。如果公务员过于厌恶风险——出于担心因为项目失败而登上媒体头条，或者士气低落——出于认定即使成功也会被解读为私人部门的功劳，它就无法起作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大肆批评美国政府为后来倒闭的太阳能初创企业Solyndra拨款，他们从来不会提到另一个事实——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Tesla S，也获得了相同规模的公共支持。
在这样的知识气候下，政客要求缩减公共部门很容易，而捍卫公共部门冒险很难。毫不奇怪，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目标对准了ARPA-E，而国会共和党如例行公事般地威胁着公共广播公司PBS。在英国，BBC的特殊地位也没有让它能够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免受猛烈抨击。
关于2018年的增长的争论必须包含关注促进冒险和实验的话题。这一方针能够复兴进步主义日程，让所有行动方感到他们是领航者，阻止狭隘的自称财富创造者之士行使榨取价值的勾当。这能够在公民社会内部形成关于哪些任务最值得追求的更有生气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