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不平等问题的思考

普林斯顿—很多人似乎正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随之失去的还有他们对经济学家的信心，毕竟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的新书《经济学家的重要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们中那些不赞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还是受到了这个学派过多的影响？如果剑桥学派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响力更大，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更小，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里的剑桥，我指的当然是英国的剑桥。

50年前，当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学经济时，经济学家会和哲学家交谈，教授并认真对待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还在剑桥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义以及它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在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本科时期，阿马蒂亚•森读到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并受此启发，写作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相对和绝对贫困（relative and absolute poverty）以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及其他理论的文章。莫里斯解答了如何兼顾对平等的追求与尊重市场激励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则展现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论如何与测量方法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