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气候封锁

伦敦—随着今年早些时候2019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各国政府采取了封锁措施以防止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陷入失控。不久的将来，世界可能需要再次采取封锁措施——而这次则是为了应对气候领域的紧急状况。

北极冰层的漂移、美国西部各州和其他地方肆虐的野火以及北海的甲烷泄漏无不是警示信号，它们表明，我们正在接近气候变化的临界点，而保护人类文明的未来将需要采取重大的干预举动。

在“气候封锁”过程中，政府将在化石燃料公司被迫停止钻探的同时，限制使用私人汽车、禁止消费红肉，并强制采取极端的节能举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延续资本主义制度。

许多人认为，气候危机与疫情爆发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不同。但上述三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都是相互联系着的。

2019年新冠病毒本身是环境退化的恶果：最近的一项研究称之为“人类世的顽疾。”此外，气候变化将加剧疫情爆发所凸显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下降，私营部门承受持续经济动荡的能力有限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上述短板反映出在我们优先权衡的事项背后存在着价值观扭曲的现象。例如，我们对“基本劳动者”的要求最高（包括护士、超市工人和货运司机），但付给他们的薪酬却是最低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气候变化将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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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同时也是公共健康危机。全球变暖将导致饮用水状况恶化，从而导致与污染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多发。某些预测显示，截止2070年全球将有35亿人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中生活。

要想成功应对这三重危机，就需要将企业治理、金融、政策和能源系统的相关资源调整至绿色经济转型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实现业务由利益相关方驱动而非股东驱动，改变既不充分也不恰当的融资方式，以及修改建立在过时经济思想和错误假设基础上的政府政策。

企业治理现在必须反映利益相关方的要求，而不是股东的突发奇想。建设包容、可持续的社会经济需要公、私部门与民间团体之间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这意味着公司需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团体、社会团体、消费者保护团体和其他相关利益团体的诉求。

同样，政府对企业援助必须较少涉及补贴、担保和救助，而更多是在建设伙伴关系方面做文章。这意味着对任何企业救助均附加严格条件，从而确保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生产性用途并以产生长期公共价值，而非短期私人利润为目标。

例如，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法国政府将其对雷诺及法航荷航集团的纾困计划绑定了碳减排要求。法国、比利时、丹麦和波兰拒绝向任何以欧盟指定的避税天堂为注册地的公司提供国家援助，并禁止大规模纾困资金的接受者直到2021年回购其自身股票。同样，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CARES）接收政府贷款的美国公司被禁止将这些资金用于股票回购。

无论是从气候还是经济条件等角度，上述条件仅仅是个开始，但还不够雄心勃勃。政府提供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规模仍与公司要求不符，而且附加条件也并不总是具有法律上的约束：例如，法航排放政策仅对国内短途航班适用。

实现绿色、可持续经济复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政府可以利用税法来阻止企业使用某些材料。他们还可以在企业或国家层面引入工作保障，从而避免出现人力资本遭到浪费或侵蚀的现象。这样能够帮助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劳动者，因疫情爆发所造成的工作损失不成比例地由这些人所承受，同时，政府还力争使疫情对本已出现工业衰退的贫困地区所造成的可能的经济冲击减小。

金融领域同样需要修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但因为他们并未将这些流动性引向有益社会的投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资金最终朝着不符合目标要求的金融行业回流。

当前这场危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富于成果的方式利用融资来推动长期经济增长。耐心的长期融资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因为3~5年的投资周期与风力涡轮机（超过25年的）漫长的使用寿命不符，3~5年的投资周期也无法鼓励电动交通、自然资本开发（如重新野化项目）和绿色基础设施所需的创新活动。

有些政府已经启动了可持续经济增长计划。新西兰已经根据“福利”指标而非GDP来制定预算，从而确保公共开支与更大范围的目标相符，而与此同时，苏格兰也已经成立了以使命为导向的苏格兰国家投资银行。

在引导金融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求该行业为其时常造成的破坏性环境影响而负责。据荷兰央行估算，荷兰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足迹相当于损失超过58，000平方公里（即22，394平方英里）的原始自然景观——相当于荷兰国土面积的1.4倍之多。

市场不会独立领导一场绿色革命，因此，政府政策必须要导向这一方向。这将需要建立一个创新、冒险并与私营部门共同投资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国家。因此决策者应重新设计采购合同，摆脱现有供应企业的低成本投资，并且建立一种机制，“嵌入”由多重主体所进行的创新，以期实现公共绿色目标。

政府还应当逐步建立创新与投资组合。在英美两国， 涉及面更广的工业政策继续为信息技术革命提供支撑。同样，欧盟最新启动的欧洲绿色协议、产业战略和正义过渡机制正在成为价值7，500亿欧元（即8，880亿美元）“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的推动力和引领者。

同样，我们需要围绕可再生能源调整我们的能源系统——这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良药，也是实现经济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彻底驱逐商业、金融和政治领域的化石燃料利益和短期主义思想。银行和大学等具有强劲财务实力的机构必须将资金撤出化石燃料系统。在此之前，以碳为基础的经济仍将占据上风。

启动气候革命——同时在此过程中实现后2019年新冠疫情包容性复苏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未来的工作、交通和能源应用，并使“绿色美好生活”成为子孙后代所面对的现实，就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无论如何，根本性的变革都不可避免：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实现所希望的变化——在我们还有选择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