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真正的敌人是地缘政治、而非保护主义

坎布里奇——“自由贸易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保护主义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将向何处去?”

这是目前我所耳闻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但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像市场与国家或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一样），并非特别有助于理解全球经济。它不仅误解了当今政策转型和建设健康全球经济所需的条件，而且还歪曲了近代历史。

“自由贸易”令人联想到政府后退一步，允许市场自行决定经济格局。但任何市场经济均需要规章制度——包括产品标准；对反竞争商业行为的管制；消费者、劳动力和环境保障措施；此外，还需有人履行最后贷款人的义务以及保障金融职能稳定——上述职能通常由政府负责颁布和执行。

此外，当国家管辖权借助国际贸易和金融而建立联系时，还会产生其他问题：全球市场企业竞争应优先遵守哪些国家的规则和法律?是否应当通过国际条约及区域或全球机构来实现规则的重新制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显而易见，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新冠疫情爆发才结束的超级全球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时期。过去30年所签署的贸易协议与其说重点在于取消对贸易和投资的跨境限制，还不如说关系到监管标准、健康和安全规则、投资、银行和金融、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和其他此前属于国内政策领域的许多问题。

上述规则也并不中立。较之其他参与者，它们往往优先保障国际银行、制药企业和跨国公司等与政治相关的大企业的利益。上述企业不仅能更顺利地进入全球市场；那些旨在推翻致使利润减少的政府规章的特别国际仲裁程序也主要使它们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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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收紧知识产权规则——即容许医药和科技企业滥用其垄断权力——这样的私货贩卖实际打着放松自由贸易的幌子。政府被迫放松资本流动，但劳动力却依然受困于边境封闭。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问题遭到忽视，部分原因是超级全球化议程将之排挤在外，但同时也因为上述两个领域所创造的公共产品都将损害商业利益。

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上述政策所引发的强烈反对，以及对更大范围内经济优先政策的重新考虑。遭到某些人谴责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实际是在重新平衡解决劳动力流离失所、地区落后、气候转型和公共卫生等重要国家问题。对治愈超级全球化背景下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损害以及为未来建立某种更为健康的全球化形式而言，上述进程均不可或缺。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产业政策、绿色补贴和美国制造条款就是这种重新定位最为显著的例子。诚然，这些政策在欧洲、亚洲和发展中世界引发了愤怒，因为它们被视为与既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背道而驰。但它们往往也在同样的国家被寻求超级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者视为有效模式。

我们不用回溯太远的历史就可以找到上述新政策可能形成的类似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盛极一时的后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各国政府在工业、监管和金融政策领域均保留了很大自主权，相较于全球一体化，许多国家更重视国内经济。当时的贸易协定范围狭窄且力度薄弱，对发达经济体、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几乎鲜有限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国内控制在当时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的东西。

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当时的全球经济更加封闭，但事实证明，布雷顿森林时代对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更为有利。发达经济体收获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相对平等，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那些采取了有效发展战略的低收入国家——如东亚四小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尽管它们当时面临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壁垒。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功加入世界经济时仍坚持其自身条款，如维持补贴、保留国有制、货币管理、资本控制和其他更令人联想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政策措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传统理应让那些认为允许各国保留更大余地推行其自身政策必然不利于全球经济的人重新考虑。确保自身国内经济健康是一个国家能为其他国家所做的最重要的事。

当然，历史先例并不能确保全新政策议程能构建一种良性的全球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冷战背景下运行，当时的西方与苏联仅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经济关系，且苏联集团在全球经济中仅拥有很小的立足之地。因此，地缘政治竞争并未破坏扩张的贸易和长期投资。

今天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形势。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与中国真正脱钩会对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们严重依赖中国的工业品供应。因此，人们可以找到不少充分的理由来担忧未来能否拥有健康的世界经济。

但假如全球经济真的陷入困境，则必然因为美中两国对地缘政治竞争管理不善，而非所谓的背叛“自由贸易”。“决策者和评论人士必须对真正重要的风险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