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需要三场革命

巴黎—西方陷入了危机——经济学也是。投资回报率低得可怜。大部分人工资——以及总体收入——停滞不前。工作满意度低迷，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工作年龄人口不愿或无法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许多法国人决定给总统马克龙一次机会，现在他们在示威反对他的政策。许多美国人决定给特朗普一次机会，也同样失望。而许多英国人将脱欧示威改善生活的办法。

但经济学家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如果可以的话）重塑经济活力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可以说，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而除非经济学家终于开始解决改造经济学教学和实践的方法的问题，否则就无法理解。特别是，经济学界需要三场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的革命。

第一场革命是关于始终被忽视的不完美知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约翰·凯恩斯给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彻底的革新。奈特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年）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背后的思想指出，认为决策者拥有正确的模型据以做出决策的模型，并没有依据——也不可能有依据。奈特阐述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凯恩斯则加上了不存在协作。但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经济学理论家都对这一突破视而不见。迄今为止，在将奈特和凯恩斯的洞见形式化方面固然有一些重要的工作（主要是罗曼·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和他的同事），但不确定性——真正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已知的变数——尚未常规性地进入到我们的经济学模型中。（比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和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的著名演算预言了特朗普的公司税减税所带来的商业投资，但并没有引入奈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革命尚未成功。